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探析
- Update:2018-01-09
- 潘鲁生 李文华
- 来源: 201711
内容摘要
村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信息载体和传承场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于中国而言,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物化与活化的综合体,是自然生发成长的有机体,文化特色是其魅力所在。文章通过对山东、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贵州、浙江、河南、广东八省一区,涉及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蒙古族、回族、苗族、侗族8个民族,27个村落,276位调研对象的实证调查与深度访谈,对现阶段新常态下中国传统村落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对中国传统村落的价值进行了再认识,对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建议。文章认为,建立跨领域综合多专业团队持续深入反哺乡村机制,促进村落发展系统化、精细化、品质化体制机制建设,推动传统手工艺创新性传承,夯实村落保护与发展经济基础,开展传统村落相关教育、普及、研究工作,完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法律,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大数据库等将有助于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步入正轨,取得实效。
引言
村落[1]泛指城市以外乡村范围中的居民点,是生活、生产场所,是乡民聚居、繁衍、传承的空间和社会单元。传统村落[2]则是指形成较早,自然与文化资源丰富,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活态传承的部分村落。传统村落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景观、情感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近些年,中国城镇化发展迅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现状与发展研究”课题组特别就此组建村落调研小组,于2014年9月至2017年9月间,按计划调研了山东、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贵州、浙江、河南、广东八省一区,涉及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蒙古族、回族、苗族、侗族8个民族,27个村落,深度走访了包括市县镇村干部、普通村民、营造匠人、企业主、游客、学者教授、设计师等在内的调研对象276人[3],对现阶段新常态下中国传统村落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了解。针对发现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对中国传统村落的价值进行了再认识,对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一、中国乡村及传统村落现状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正从乡土中国迈入城镇中国,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广大乡村正发生着深刻的质变。
1.人口迁徙
随着户籍、农村土地制度、社保等方面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正在有序化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6年的57.35%。从城乡结构看,2016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减少1373万人。农村推力、城市拉力共同促进非农生产活动及人口向城镇聚集。
2.土地空间整合
中国城乡国土空间集聚开发格局日渐清晰,总体趋向优化。城镇数量和建成区持续增加,较改革开放初期,建成区面积增长超过4倍。相应地,乡村空间受到挤压,自然村落从2000年的363万个锐减到2010年的271万个,这种趋势至今仍在不同程度地延续。由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减少了村落,人地关系却仍然严峻。保有的村落中公共设施和基础公共服务有待完善。
3.经济升级
城镇化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复杂化、形态高级化、内容多样化、规模巨大化,中国正由农业经济转型为城镇经济,农民的收入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普遍情况下,城镇中的就业机会和收入高于农村,打工或兼业的收入远超农业生产收入,成为多数农村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期待更多探索和实践。
4.社会重构
村落由封闭转向开放,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固化转向流动。乡村正由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稳态的农业社会,转向为法理社会、经济社会——动态的现代社会。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条件基本具备,分阶段逐步均等化正积极开展探索。
5.文化复兴
乡村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遗存越来越多地得到保护,但传统文化仍然面临来自城镇文化、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一系列挑战。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推动乡村文化的复兴,仍然是一个重大待解的难题。
6.治理变革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乡村组织的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加之人口流动、社会重构等成为常态,其治理动机和能力大为减弱。尊重村民意愿,强调村民利益主体身份,实现村民自治,还需要多方努力与实践
7.环境修复
既往,以规模扩张、资本驱动为主要方式的城镇化发展给乡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4]实证表明,这一发展态势良好,尤其“美丽乡村”等的建设有力推动了乡村总体环境质量的提升。
二、中国传统村落的部分问题
1.传统村落衰败,空废化[5]严重
到2014年6月底为止,山东省莱州市初家村外迁人口比例超过全村人口总数的70%,村落中超过40%的院落民居“人走房空”。山东省淄博市福山村老村片区超过30%的院落民居长期闲置甚至荒芜坍塌,新村片区新建公寓楼空置率超过50%。(图1、2)
官方数据显示,山东省广大乡村宅基地闲置率总体已达30%,其他省市地区也普遍存在这类问题。比如,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村,明清时期号称“黄河第一重镇”,如今在籍人口1970人,有超过1000人外迁,仍然常住村落的村民则多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及3岁以下尚未入托的幼儿。再如,陕西省宝鸡市二郎坝村,由于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比失衡,全村455人中,有114人常年外出务工。(图3、4)
根据官方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为70%,也就是未来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年均递增1个百分点,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超过1000万农村人口进城。事实也正是如此,我国村落及农村人口正持续以惊人的速度逐年减少。
农业人口非农化,“丈母娘杠杆”[6]“小手拉大手”[7]等人口流失造成村落空心化的同时,“建新保旧”[8]“外扩内空”[9]等也是产生空心村的重要原因。
“土地撂荒”“空心村”已成为广大农村的普遍存在,该现象日趋严重直至异化:一方面,人口流失致使村落发展主力军缺失,乡村自组织能力弱化;另一方面,伴随中青年的外迁,资金技术、传统文化、民艺民俗、公共服务等无一例外随之趋“空”。乡村的社会结构与形态也因之发生深刻变化,村落人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成分逐渐增强,传统的家族、家庭组织功能与组织形式极大弱化,慢慢失去维系和整合功能。中青年人普遍体验到“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的集体焦虑,对于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赡养与关怀普遍缺失,代际关系竟至扭曲。
2.村落保护自觉意识不足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村民是传统村落及民居的产权所有人。而事实上,很多村民出于历史、经济、认知等原因,对传统村落、乡土建筑、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面对村落颓败、房屋倒塌等漠然处之。他们作为村落及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其保护意愿不强,自觉意识不足。浙江省独山村叶尚同故居目前实际拥有人多达7户,6户为历史原因所致的外来者,对院落民居全无认知,仅热衷于出租套利,几无保护意愿。[10]内蒙古的河口村,几位长者也是对住着的传统宅院认知几近为零,保护传承的意愿很低。
各级政府、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对于传统村落及民居的保护与发展热情常常高于原住民。但这其中也存在一定误区,诸多看似成功的村落保护与发展项目目标不明,目的不纯,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村民的感情和利益。贵州省温泉村苗寨是因温泉而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2016年2月20日夜,该村突发火灾,造成至少60栋民居瞬间化为灰烬。村民向本课题现场调研组反映,火势迅速蔓延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涂脂抹粉工程”的外墙涂料易燃助燃[11]。“涂脂抹粉工程”给山东省巍巍村也造成了很难挽回的损失。村两委委员曲明玉说,村民和游客不满意这些黄色外墙漆破坏了村落的传统风貌,但村里没有资金和技术清除它们。
也有部分传统村落被保护发展成了旅游目的地,村民却是成果与收益的局外人。贵州省堂安侗寨位于肇兴风景名胜区内,距主景区达8公里之遥,但游览堂安仍需购买整体景区高达100元的门票。村民陆开辉说,这极大限制了计划单独游览堂安的游客,而门票收益堂安却全无分成。另,村落既然属于景区的一部分,保护与发展等都需遵守统一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否则村民的付出与收益将更加失衡[12]。(图5、6)
3.传统村落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顾此失彼
村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信息载体和传承场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于中国而言,村落尤其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物化与活化的综合体,是自然生发成长的有机体,文化特色是其魅力所在。遗憾的是,实证表明,村落及乡土建筑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逐渐褪色,即使是在部分旅游产业较为发达的村落,供神祭祖等传统的节事礼拜活动也已趋简化、消亡。各地各级重视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等固态实物的保护普遍胜过对活态原住民文化的保护。传统村落常常只被看作演艺道场、文物标本,较少有人关注地域文化发生发展与传统村落的关系,较少有人认识到传统村落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必须兼顾。生活在其中的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道德观念、精神信仰等是村落的灵魂,是民族的精神,传统村落与传统文化应该互利共生。
4.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落后
陕西省万家城村为保护传统村落遗存,新村新房异地统一建设,但借由新村建设本可以解决的村落顽疾依然如故:医疗卫生空间缺失,管网不畅,排污排水地表处理,采暖做饭仍以伐木烧柴为主。云南省岔河村街巷土狗窜行、污物杂陈,若逢阴雨,游人甚至难以下脚。(图7、8)
正如上述村落显示的一样,长期以来,村落,尤其是传统村落的交通物流、供水供电、卫生医疗、农村金融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公共服务严重落后,导致村落保护与发展粗放低效,部分村落积极开拓建设却又常常“重面子,轻里子”——村落整齐划一,民居高大敞亮,广场空旷广阔,但村落民居规划设计、建设格局、材料、式样、技艺、信俗、运营模式、营建效率等全盘商业化、同质化,民居营造超标超负、山寨城市,相关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失序,在实用范围内甚至惨遭彻底否定,导致“千村一面”“兵营化”,民族及地域特色尽失,更有甚者重蹈城市“重地上,轻地下”“先破坏,再修复”之覆辙,宜居品质低下,排污、卫浴、供水、采暖等问题相较以往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既给村民自身造成巨大经济压力,又浪费土地、建材、空间、人力等宝贵资源。
5.村落保护与发展经济基础薄弱
部分传统村落业态单一,经济基础薄弱,保护与发展乏力。以甘肃省庄头村为例,该村自然风貌较好,历史遗存数量较多,社火、供奉龙王、菩萨、年节祭祖等民风良俗基本传承有序,“半明半暗”窑院具有一定特色。拟通过开发旅游脱困致富,但村落地处偏远,道路建设落后,内外交通交流存在较大障碍,尤其业态单一,农耕、农趣、农作物等缺乏统一规划、有效指导。一方面,农耕投入产出常常只能勉强持平,村民收入普遍偏低;另一方面,传统且单一的农作物及耕作方式缺乏鲜明特色,难以为规划中的旅游开发作支撑。再如,陕西省万家城村及其周边村落,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土豆、黄豆等农作物,地力薄,产量低。若风调雨顺,投入产出基本持平;若遭逢灾害天气,常常颗粒无收。[13]又如,贵州省季刀苗寨,本身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却未能充分挖掘发扬,无法促进村民家庭收入提高。村民收入总体较低。
6.传统村落特色风貌维系成本偏高
山东省威海市烟墩角村、大庄许家等复合生态系统保持良好,海草房特色鲜明,为生态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因现代生活与经营需要,传统村落与民居保护与破坏并存。海草枯竭、营造手艺传承失序、营造技艺人才缺失、营造及运维成本偏高等,是村民对海草房营造与维护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14]
云南省彝族岔河村乡土建筑民族特色鲜明,政府与游客均支持保护,但村民新建民居宁愿采用砖混结构西洋形式——利用传统建材与营造技艺营造而成的民居成本远远高于二三层小洋楼的营造费用。陕西省万家城村异地新建民居与老村民居从材料、工艺、格局、形式等各方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呈现出一派“全新气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乡土建筑营造与运维成本过高。(图9、10)
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1.加强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综合开发利用村落各种资源所获收益,最终应该惠及村民——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让村民切实体会到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与其利益攸关,才可能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改善村民生活质量,促进村落的内源演替,重点在于逐步完善村落基础设施,有序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田水利、道路交通、供水供电、能源建设、网络通信、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休闲场地、锻炼器材等公共设施建设与完善应向城镇水平看齐,更应秉持生态理念,借助绿色技术与理论因地制宜,让生活在传统村落中的人们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舒适。公共安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传统村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高,经济发达地区建议据实提高相关“地方标准”,使村民免除后顾之忧,使传统村落宜居且有保障。
2.激活传统村落内生动力
采取措施激励各行各业专家学者,尤其是城乡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设计等专业人员全面调研、先行先试,融合生态观念、在地环境、当地材料、营造技艺,为传统村落及民居的保护与宜居品质提升夯实理论基础,开展实践探索,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尤其针对村落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文化普及,提高村民批判能力,鼓励村民成为保护村落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生产性景观,保持乡村风貌、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特色的生力军。
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化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同时,延续村落历史文化,重塑村落公共精神,开启民智,发挥民力,为实现村落永续发展和村民自治提供知识与实践支持。
吸引年轻人回流,鼓励专业人才回乡,群策群力,充分发掘村落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顺势形成多功能、多驱动、多产业、多模式的发展体系,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激活内生动力,夯实经济基础,使村落更加高效、宜居、本色、可持续。
3.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大数据库
秉持“全时域”“全地域”保护与发展观点,采用连续性调查、延展性保护、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建设中国传统村落大数据库,随时全面准确掌握传统村落的各种动态数据,将有助于更高效地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工作。一方面,组建专业班底,搭建基础平台,制定数据采集和使用标准;另一方面,广泛发动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村民、志愿者等,有序采集、监控、整理、分析、运用数据。大数据关键在全、在活、在专业化处理。中国传统村落大数据应该尽量涉及广泛而且深入:传统村落历史沿革、地理环境、自然及生态资源、人口、社会、经济、乡土建筑、风俗习惯、文化乃至村民日常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数据应努力保障可持续跟踪、全息可见,以便真实反映乡村祈愿和诉求,经过专业分析和趋势研判,为乡建工作、公共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4.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教育、普及、研究工作
建议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知识纳入国民义务教育体系的不同层级;对各地各级地方政府相关人员进行传统村落及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相关培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教育活动持续进社区,开展日常性普及教育工作,提高百姓认知水平,鼓励民众参与保护。
基于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国家各个层面鼓励、吸引、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普通民众等,以多元视角、多样形式、多种学科,全面、系统、深入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研究与实践,尽快推出一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和案例研究、经验总结,为传统村落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提供智库支持。
5.完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法律
建议建立、完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法律,从法律高度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保驾护航。尤其应该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仅仅包含村落、乡土建筑,还应该涉及与之息息相关的村民的日常生活、民俗民艺、阡陌田畴、山川河流、原生动植物等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不仅要涵盖固态静止的景观现象,还应该囊括基于村落的不断创造、变换、发展的动态有机过程。相关法律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应该强调系统全面,强化监督监察,坚守刚性底线——杜绝原住民自主修建性破坏、政绩观驱使下的建设性破坏、商业过度逐利前提下的开发性破坏、经费匮乏开源无门的保护性破坏等。
结语
在动态多变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传统村落显现出各种问题在所难免。基于实证,为传统村落把脉,并提出建议:加强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法律,激活传统村落内生动力,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关教育、普及、研究工作,建立并专业化处理中国传统村落大数据库。这将助益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保护优先——尊重历史,珍惜传统资源;兼顾发展——发掘村落综合资源价值;推动村落发展,改善村落人居环境,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现状与发展研究”(批准号:14ZD03)子课题研究成果,首席专家潘鲁生。
注释:
[1]村落称谓古已有之,既可专指村庄,如《三国志·魏志·郑浑传》“: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也可泛指乡村,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萧秀才往长洲探亲,经过一个村落人家,只见一伙人聚在一块在那里喧嚷。”
[2]2012年9月,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组织成立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同期,该委员会评审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入选名录需要符合如下条件: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活态传承。
[3]入选调研范围的27个村落涵盖不同发展基础、不同城镇化水平,山区、平原等不同地形地貌条件,近城远郊等不同城乡区位关系。
[4]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国发〔2017〕3号。
[5]所谓乡村聚落空废化,指乡村聚落各种空间环境空废现象演变过程的总称。包括各种宅院空废现象、空心村现象、聚落废弃式整齐迁移现象,城市化引发的偏僻聚落预空废必然趋势,公建用地的空废及空废式开发现象,农业生产设施用地空废现象,传统民居废弃式发展现象,等等。见雷振东:《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14页。
[6]以陕西省宝鸡市二郎坝村为例,村中男青年谈婚论嫁的前提条件是男方要在县城购有婚房,“丈母娘”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就近城镇化。
[7]课题组调研的27个村落中仅有云南省的纳西族玉湖村、白族大成村保留且正常运行村级小学,其余村落学龄儿童求学必须到就近城镇的学校,“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走出村落,就近城镇化。
[8]浙江省独山村、下樟村、河南省草庙村、陕西省万家城村等均属于保留传统村落,异地建设新村的案例,新旧村界线分明,甚至有相当距离。
[9]广东省龙湖古寨、大旗头村、山东省的烟墩角村属于村落在新需求下按需逐步拓展,老村部分逐渐空心化的案例,老村部分和拓展部分界线模糊。
[10]浙江省独山村叶尚同故居历经磨难,至今依然保有三进院落,从尚存的雕梁画栋仍然可以看出盛时的华美。由于历史原因院落民居被迫易主,内中一度同时居住7户人家,6户外来者在一定时期内,并不确定分得的民居是否真正属于自己,到底多长时间、多大程度上属于自己,又加之本身对于民居的历史渊源并不知晓,毫无感情可言,也就无珍惜之意。私搭乱建,按需改造者众,甚至盗卖门窗格栅、牛腿雀替、改变家具陈设的情况时有发生。
[11]村民向课题组反映,火势迅速蔓延、破坏巨大的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民居多为依山就势而建,间距太小,安全隐患由来已久。经实测,过火民居间距多数不足0.9米,部分民居的二、三楼甚至因为出檐而完全搭连在一起。二是民居全部由杉木加工营造而成,杉木历经风吹日晒,干燥易燃。三是当地政府涂脂抹粉工程为火灾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包括温泉村苗寨在内的诸多村落由当地政府出资统一涂刷了橘色外墙涂料。该涂料使原本富有历史沧桑感的传统民居全部统一为一种鲜亮的颜色,从生发它们的环境中突兀而出,格外刺眼,更荒唐的是,该涂料易燃助燃。
[12]比如,堂安侗寨中民居营造修缮必须采用费用相对较高的传统工艺、材料,因为防火、安全、功能等需要在材料、工艺、形态做出更改的,出于保护与传承的考量都不被允许,对于寨民而言,这也是一种巨大的付出。因为大部分寨民的家庭主要收入依然是来自外出务工所得,且收入水平总体不高,而非旅游景区的门票收益及旅游相关经营所得。
[13]课题组赴该地开展田野调查时发现,2015年麦收季节直至暑期,当地连续遭逢灾害天气,连阴雨、龙卷风、冰雹依次袭击,小麦没等收割就在穗上发芽,玉米尚未长成就连片倒伏,村民们当年农作物收入几乎为零。
[14]由于海洋污染,近年来威海沿海可用于营造海草房的海草已经绝产,目前无论公共建筑,还是普通民居所使用的海草均是来自旧房拆料的循环使用,即使是循环使用的海草每公斤单价也已经涨到人民币8元,通常一开间民居的屋顶至少需要800公斤海草才可以苫好。烟墩角附近苫匠年龄普遍偏高,且数量极少,能够坚持常年承接相关业务的只有宋永保带领的施工队伍——15位苫匠,小工按照1:3配搭。该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苫匠也已经53岁,苫匠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苫匠数量有减无增。苫匠的平均日工资在200—300元,但受项目数量、施工季节等诸多因素限制,收入并不稳定。该工作攀上爬下,风吹日晒,又十分辛苦,所以如今苫匠难得招徒,更枉谈传艺。普通海草房3开间居多,仅屋顶营建,如果采用传统做法,雇请苫匠,苫盖海草,连料带工至少3万元人民币,而采用现代化的彩钢屋顶,“既耐用又美观”,连料带工1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全部完成。
参考文献:
[1]雷振东:《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2]樊丽明、石绍宾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