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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众更多民主参与艺术的权利

  • Update:2013-07-29
  • 苏坚
  • 来源: 《装饰》杂志第6期

文章题目里的“给”字是特别斟酌的,因为觉得“民主权利”本人人平等拥有,人权宣言中写着“每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项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投票权、言论权等是基本权利,劝“别否决”、“别阻止”之重语气或求“请允许”、“请尊重”之和口气,都有对公众居高临下的意味,所以在符合国情的基础之上,笔者宁愿强调“请给”的主动态度——目的是为了呼唤“众人”同心协力、有所作为地一起去改善不利于公众权利的国情。学术界这些年对“公共性”、“公共领域”等概念的研究、发言随处可见,并已较大程度深入到各阶层人们的思维深层,亦一定程度影响到权力阶层具体的行动和决策。在艺术界,如何看待艺术的公共性、艺术如何进入公共领域、如何界定公共艺术等,应早也有不少共识。而这些成果和共识里,“公众”的角色及对之尊重,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不久前,由有关媒体联合、中国网民票选的首届“中国十大丑陋雕塑”出炉,大得媒体关注、网民热议,此间不乏意见分歧和争论。在媒体兴旺、众民同兴的时代,这类“十美十丑”评选活动此起彼落,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此间凸显的艺术界部分专家与公众关系的老问题,颇值玩味。实际上,这个评选活动也算是专家主持的,活动请来数位专家监票、评议“获贬”作品。这些专家包括著名雕塑家和艺术研究者,比如隋建国、吴少湘和王明贤等。

与这些主动参与到评选活动中来(某种程度上证明其对活动抱支持态度,但并不代表其对入选作品没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不同,也有专家对这种形式的评选活动持反对意见。其实,相比较有的专家的一般反对意见,笔者更关注网友的意见:其一,从平等的角度讲,专家提笔撰评,跟网友用手投票一样,同是意见的一种,本也正常,都值得尊重,无须谁谁的意见要特别看待;其二,他们评议雕塑的某些标准,未见得就必然符合时代潮流,更不可将之强加给网友。比如有专家赋予鸟巢状作品“唤起人们的童心,唤起城市曾经有过的记忆,呼唤重建人和鸟、人和自然的那种和谐共生的关系”[1] 诗意解说,赋予“对城市化进程的反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三个鸟蛋,其实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寄意和象征。[2] 这样的作品解读法,诚如他们自己也承认的,也许“在一个展览会上”是“很不错的”,因为只有在特定艺术展览空间中,观众才会启动预备着的另一种体验系统,思想性解读需求才位移前列,并因为整个艺术解读氛围的有效配合而得以领略和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此作品作者傅中望在得知“获贬”消息后,要力图强调该作品完成于十年前,其时该地公共场所环境如何如何,现在环境改变如何如何:《生命》这个鸟巢造型,在目前那个住宅环绕的公共空间中,无疑太凌乱、扎眼;而不在现场的网友,显然容易唤起像近期亦被评为“十大丑陋公共建筑”、同是鸟巢状的合肥美术馆那样的比较经验和“审丑”记忆。

此外,首先公共雕塑作品本身的“公共性”、“艺术性”与“专业性”之间既矛盾又妥协的关系还需要慎重考量。二者之间孰重孰轻,需要公共决策者、雕塑作者、公众在一定的互动机制中走进现实。换话说,公众投票评选、评议等正是“公共性”应有之义和有效拓展的一部分,公共艺术的所谓“公共性”要义就是要有与公众沟通、与社会联系的民主、开放、共享的态度。其次,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公共文化的行政管理者、投资商、艺术家、建造者等都算是提供产品和服务,公众的体验、分享感受不可忽略。承认、允许、尊重乃至“给予”多元化解读权利,主动创造这些权利活动的空间,这才是更客观的、有益于艺术生态发展的态度。

于是乎,相对上面那些“关于艺术”的意见,笔者更关注反对意见中那些与“普遍”问题有关的观点。反对的专家有这样几段话:1. 这种所谓一人一票的网络民主,是否适合于审美判断的领域,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追问!用所谓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艺术水准的高低,很有可能将一个复杂的接受美学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庸俗化,让简单多数的得票变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2. 在没有作者创意说明,没有给作者申辩、解释机会的情况下,凭一张图片,让大家一哄而上,一顿乱拳,不由分说地将一件不错的艺术品打倒在地,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那么“艺术民主”的乱拳有可能会打翻任何优秀的艺术品。3. 我们假设,如果不加注明,把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波洛克的那种满纸“滴洒”的绘画放在网上让网民评判,结果会是什么?所以,在人文、艺术的领域,票决、少数服从多数不可能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4. 我也不能认同通过票决在网上“示众”的方式,这是义和团的流风。5. 这种只讲票决,不讲道理的所谓民主是一种假想的民主。[3]

总结以上发言,基本观点就是:一人一票的网民投票制是“多数人的暴政”、“集体强暴”;立足于公众、网民角度的票决制、多数制得出的结果不能成为评判艺术品价值的依据,艺术品评选“必须由专家拍板”。 可以简单理由反驳这样的观点:如果说判断一件艺术品的难度、复杂度、自由度并不高于判断一个要当总统的人,那么,那么多发达国家票选总统却并不会造成暴政的结果,证明艺术评选活动中的此类担忧几近于零。

 

1-2

 

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项“民主投票”形式的评选活动,虽然跟艺术判断有关,但却不能简单等同于反对的专家所说的“专业评选”和如对波洛克、陈寅恪、《离骚》等的“学术鉴定”。在这样的活动之外还有更多的、其他形式的评选活动。且别说社会外部,就算艺术界内部,拿媒体来比方:一家专业网站要有活力,肯定是既有专业、学术栏目也有论坛、博客版块的。媒体市场上,肯定是既有专业、学术的“深读”期刊,也有注重市场、社会信息的“轻读”期刊。再举个具体例子,不久前在西安召开的第六届美术批评家年会上,也首次设立了一项“新世纪十大庸俗形象工程”评选活动,包括以上持反对意见在内的与会专家都参与了投票。作为受邀参加年会者,笔者既赞成活动设置,也参加了投票。之所以赞成年会这个活动,是因为,跟很多与会专家疑虑自己参加这样颇为“娱乐味”的活动是否合适相反,笔者认为专家放下身段参与“接近公众”的活动既体现自身责任、也添力艺术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实质上,除了投票人的专家身份,这个活动与以上“十丑雕塑”活动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据称该“新世纪十大庸俗形象工程”候选图片也是从网络评价网页、榜单中挑选出来的,投票专家是批评家,多数既没实地考察过图片上的实体工程,也不算评选涉及的建筑、装修等方面的行家,同样近于算是“网民的胜利”。可能因为这个跟网络、网友的重合,造成该评选活动缺失独特性,舆论、宣传效果上远远不如“十丑雕塑”活动,使专家的劳动意义大打折扣,这是唯一的遗憾。所以,无论从公共活动或艺术生态的角度,主体、权利的多层次化、多元化,只有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而非阻止、削减或至消灭。“雕塑如何进入公众”问题之外,还有“当代艺术如何进入公众”问题,还有……艺术绝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评选活动就轻易死了,相反因为多层次启发、支持和激活,艺术缪斯会更加焕发姿彩。

再进一步考察参与主体。那些网友的真实身份难以考证,但按近500 万的投票数几率,应该有不少“专家网民”,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公众”身份定义又另具时代内涵。有一种倾向性强的观点认为,专制制度社会不存在“公共性”、“公共领域”,以此可推理,此社会也难让真正的公共艺术出现和生存。好的公共艺术,一定是生存于成立、成型的公民社会之中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公众参与文化活动、文化生产是全方位的,是得到全方位保障的,乃至于公众文化能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这种文化包括彰显公众主体地位的文化管理工作(方

针、政策、法规)、文化设施、文化机构、文化队伍、文化活动等程序化体系和多层次内涵,既涉及物质、硬件基础,也涉及价值、观念,它们之间有着深层运作机理和深刻可循规律,非简单地以庸俗、低俗、肤浅、非理性等可定位、归性。

国外支持公共艺术有“百分比”概念,泛化来看,“百分比”概念就是强调“公众参与”,因为“百分比拨款”坐实了就是大家出钱、纳税人出钱,以此方式坐定公共艺术品出街的评判、决定权,具体化到制度设计,就是公共雕塑建设项目的方案规划、艺术家挑选、雕塑设计等的评选和监督委员会及其开展工作的各环节,专家、公务员、社区居民等需要按一定的“百分比”搭配、组合,以达成“决策民主”。而且,这样的决策民主概念不只在当时有效,还会在时间、空间上延续效用,所以在雕塑存在一定时间后,网友有权投票评议已经算是比较温文尔雅的“隔空传话”,历史、现实里应该不缺乏时过境迁因为雕塑不符合时代、社区环境要求而被公众力量拆迁、拆除的例子。遗憾的是,我国公众恰好没有这样“百分比”制度保证下的基本权利。公众参与机制的缺失,要不就是以艺术家自我为中心的“精英独语”,要不是行政、资方为中心的“权力专语”, 于是不知所云、专横说教、俗不可耐等品性的公共雕塑满街跑。多少次公共雕塑腐败的例子中,公众只得睁眼看着一尊尊“丑陋”雕塑拔地而起,在它们被嘲弄、臭骂后,还得等着看“专横权力”拆不拆除!美国好莱坞有“人民选择奖”,由观众通过互联网投票选出,与行业内部人士、媒体记者、评论家无关,却代表了美国的某种潮流指标。南方都市报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评委虽多数是专家,但其口号是“走向公民建筑”,标准是“不仅是在建筑设计的层面上,使用者如何使用,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层面”。[4] 毫无疑问,这些奖既要求作者作品有尊重公众需求的内涵,也要求身在作品中的公众愿意亲近、情愿融入和分享。当然,此间的权力、权利平衡,在“民主机制”上是要颇为考验一个社会的法律、道德品质的。这些品质高低肯定又与公众的整体艺术素质等因素有关,但从社会的公共化、事务化角度讲,艺术素质因素不会是主要的,或者说是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助推了艺术素质的提高,而不是盲目将艺术、艺术素质的重要性、专业性超越于前者——专家的作用要建立在这样的基本认识之上,这也必是专家和公众各得其所、和平共处的基础。

由此延伸,于是就需要转过来从另外的角度考究、苛求“民主制”:公共的“丑陋艺术”迭出不穷,公众何止有评议、厌恶的权利,他们如何才有负责的权力?同此,专家又该如何?官家、商家呢?我们如何进行公共艺术、公共雕塑编制商定?别人有资金百分比、人员组合比体现“公共关怀”,我们用什么比?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法规、行规?这些法规是怎么商定、出台的?法规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则执行、落实有没有问题?执行有问题又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可解吗?什么样的机制既顾及雕塑质量又顾及公众衡量?如果说公众参与真有“非理性”问题、有“审美素质低”问题,通过什么制度既去除“非理性”又解决素质提升?这些年我们某些标志建筑征标偶有国际接轨做法,比如专家委员会先选入围设计团队,设计出方案再由公众票选中标作品,或者反过来先公众再专家,这些接轨中的良好经验,为什么不能细化、借鉴到公共雕塑设计活动中?公共艺术运作中面向公众的程序公正、透明为什么这么难?……

本文评议本次评选事件,不全是撰文目的,仅算是以之为例。笔者希望文章展开的观点、理念可以广泛为发展艺术事业的普遍态度:给公众更多民主参与艺术的权利,就是给艺术以未来!

 

 

注释:

[1] 孙振华《假想的民主》,中国艺术批评家网:http://www.ysppj.com/news-nr.asp?anclas sid=20&nclassid=86&id=9303

[2] 彭德《“玉石俱焚”的评选》,艺术国际网: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350795

[3] [1]

[4] 2012 12 12 日南方都市报《最佳建筑奖“一蛋双黄”,公民建筑须存在多种人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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