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杂志,《装饰》杂志社, 立足当代 关注本土 www.izhsh.com.cn

吴劳:后顾为了前瞻——漫忆四十年

  • Update:2009-12-17
  • 吴劳
  • 来源: 装饰

岁月流逝着,瞬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到了不惑之年.我作为学院的筹建者之一,目睹了它在四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受的磨难和考验,如今它成熟了、壮大了,确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不惑者了。

回首以往,纷繁庞杂,首先联想到的是它的诞生过程以及我个人为什么代表文化部一方参加学院的筹建小组,继而想到它在四十年中的经历。沿脉络追寻下去,不能不追溯到抗战期间的事。

一九四四年,延安举办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生产成就展览会,我被调去和张仃同志共同从事设计布置工作。这是我涉足实用美术的第一步。

一九四八年底,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随入城大军进驻北京后,各系分头参予与本专业有关的宣传工作。我们美术系除江丰、胡一川和院长艾青组成接收旧北平艺专的小组外,其余的师生组建成一支庞大的美术工作队。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又全部转人旧艺专参与成立新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中。随即我就带领一批美术干部赴天津主持设计华北物资交流的大型展览会。

当时新美术学院初建,一方面有教学改革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满足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实用美术方面的需要,于是原美术工作队改制成立了美术供应社,仍隶属于美术学院领导。我完成天津的任务,旋即走马上任担起这个单位的领导担子。这个机构承接的任务门类众多,如大型会议的布置,各种展览会的设计,广告的设计绘制,以及各种类型的纪念章的设计制作等等,有时任务重叠而来,又往往是些政治性强,时间紧迫的任务。当时虽然也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专业人员,仍感负荷过重。幸而同年十月张仃同志正式从东北调到北京。从此我们共同负责这一特殊的美术机构的工作。但第二年张仃同志到了实用美术系,我又单枪匹马了。随形势任务的转化,到了五十年代初,这个机构一分为二,一部分技工转到北京市另立门户.我带领大批专业人员组建了展览工作室——即展览公司的前身。从此,我们的业务专一化了。我想正是基于以上种种,于一九五五年,我被文化部指定代表这一方和手工业管理总局——轻工部的前身—— 的邓洁同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谢邦选同志共同组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小组,邓洁同志任组长。

工作机构成立了,办公室就设在实用美术系。当时的作风是说干就干。我们三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招生方案、人员配备选调,校址定位……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最后成文报批。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反复比较,首先将校址定在西郊白堆子的马神庙,继之一一落实各项方案,于五六年如期招生开学。至此,筹建小组完成了历史任务。邓洁同志留任院长,谢邦选同志回机关事务管理局,而我在未开学前被贸促会借调去参与赴欧洲的展览会设计了。
 
▲ 1956 年,吴劳同志和谢邦选同志在研究院址的会上
回顾这一段历史备感亲切,虽曾日夜兼程地工作;虽曾为了选校址,东西南北城看遍了手管局所属的用于办学校的用房;虽然为了经费及一些杂务事反复地比较、研究、交涉、争取,但总是能得到上级的支持顺利通过,从未遇到互相推诱、扯皮的事,只要我们的理由充分。虽紧张、辛苦、劳累,但心情一直都是舒畅的,因而能在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么重的任务。此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更不能忽视。在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我想应该重提一下他们的工作:会议记录、整理成文、送报表、催批件、经费核算等等极琐碎具体的工作,都逐一按时完成,从未因这一环节的丝毫疏漏而延误过工作进程。在完成这些琐碎工作需要的是极端认真负责、细心和耐力加上任劳任怨。借用鲁迅先生在纪念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人的一段话来说明他们的作用也许是恰当的:“他(们)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们)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他们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绝不会将他们置之度外。”

就我记得起的当时办公室的工作同志有蔡诚秀、刘守强、何慧君、唐国强、白振欧诸同志。由于年久了,难免有被我遗忘的同志。在此我又忆起了有关图书资料的建设。筹建学院时,大家都有个共识:代表文科院校水平的标志是图书资料丰富与完备。而邓洁同志在力争上级批款方面可谓有胆识,有气魄。因而当时为图书馆建设的批款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于是根据学院的性质、专款专用的原则,大量购置了有关的图书、字画、陶瓷器皿和明式家具。在这方面许多专家都倾注了心血,直至一九五八年还不断为此项建设到处挖掘、比较、鉴别。在这方面花心血很多的有陈叔亮同志、祝大年同志、袁迈和郑可同志。现在看来,这些宝贵的资料确实为我院图书馆奠定了一个丰实的基础。

建院伊始,国内的和从国外回来的工艺美术专家聚集一堂,可谓人才济济。都为我国第一所国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欢欣鼓舞,并决心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虽然校址在郊区,住房简陋。但大家兴致之高,工作热情之高都是空前的。不料风云突变,反右扩大化运动开始,几乎是一夜之间,昨天的专家、教授,工作中的中坚力量都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院的庞薰琹、祝大年、郑可、袁迈、田自秉、何燕明等几位老先生都被推到敌人一方去了,还有不少中青年教师也被列人敌人的行列。这一阵狂风把人们吹得昏头转向,很长时间清醒不过来。

在此后二十年的岁月中,这些老先生饱尝了被歧视被凌辱的滋味自不必说,尤为难忍的是在教学工作中缩手缩脚,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待到一九七八年得到平反后,大部分已是廉颇老矣!
这一运动给事业上带来的损失,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未知数。及至到了一九六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次风浪之大之猛,涉及面之广之深真是史无前例。各条战线都陷人了停顿状态,而艺术院校由于四人帮的直接插手,受到的伤害尤烈,几乎所有的领导和教学人员全被打倒,教学停顿了整整十年。试想,三千六百五十个日日夜夜,倘使正常运转的话,该培养出多少人才啊!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和一些老同志老专家都恢复了政治上的青春,参与了学院的重新办学工作,从此,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走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了。

今天在我院四十岁生日之际,回顾这些琐事并告之后来者,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瞻望未来。我们应时时记住一位哲人的话:“史无前例的事一旦出现,就可以成为未来的先例。”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后来者都牢记这句带有无限担心的平常话,更希望在历史的长河中我院的后来者都能以一颗平常人的心态对待历史,对待未来,并能不卑不亢地以开阔的胸怀对待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民族的文化艺术,使我院永远健康发展,永远不惑。

评论

暂无评论!
填写评论
用户名 密码 匿名发表   没有用户名?
[发言请遵循国家相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