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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劳:我的六十年生涯

  • Update:2009-12-28
 
    我于1915年生于浙江义乌下湾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我有记忆时家里有祖母、父亲、母亲和一个妹妹。我六岁入平畴小学读书。毕业后在东阳中学和义乌中学读了三年。毕业后就离开家乡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后因学费太贵,只念了一年又考进国立杭州艺术雕塑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二十年代的义乌能走读书这条路是很不容易的,而我所以能念到大学多亏了我的姑母。她出嫁了,家境不错,更重要的是她思想开明,认为男孩念了书才会有出息,于是出资供我求学。
    记得父亲为人老实忠厚,且有些木纳,生活极为俭朴。一双鞋子要穿很多年。每年把节余的钱用泥封在一个罐子里,而这个罐子是藏在楼上的。母亲体弱多病,不管家务事,而祖母是我童年时代最信得过、靠得住的人。她照顾我的全部生活,而且担负了教育我的责任。她并不认字,但脑子里装满了劝人为善的故事。她告诉我做人做事都要讲良心,站着要正,躺下要直,要爱护活着的东西(她指的是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遗憾的自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就和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全国解放以后的50年代,我回到离别了将近二十年的家乡时,一切都变了,家里的三个女人——祖母、母亲、妹妹都已离开人世,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个老父亲了。他没责备我为什么一去渺无音讯,只慢慢地,不无悲伤地告诉我祖母想我想疯了,每听到飞机声就说“是我孙子高炉回来了”。(高炉是我的乳名)
    以后,我常在高尔基的《童年》中看到祖母的影子。
    从苏州美专到杭州艺专的三年里,正是我国历史上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年代。抗日救国进行曲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响彻了祖国各地。这一切启发了我,我开始悟到抗日救国是已任。所以卢沟桥一声炮响,我毅然抛离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艺术专科学校,参加了浙江战地服务团,在金华、天目山一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团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我们演讲、写标语、演话报剧、画宣传画等。整天处于忙碌中、激愤中,我感到生活真充实。什么家庭、父母早已置之度外。这是1937年的事。这个年底,团里领导告诉我,应该到延安去学习。于是他带我到金华找到了骆耕漠,由骆耕漠给我们几个人写了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同行的四人中有章容(全国解放后任工人日报社社长)、高帆(全国解放后任解放军画报社社长)和另外兄妹二人(名字记不起来了)。从此我离开了美丽的江南水乡,奔赴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一路上有车就乘车,没车就步行,有时也扒火车,还曾爬在火车顶上代步一程。我第一次看到华北大平原和滔滔的黄河水,途中虽历尽艰辛,但心情一直是兴奋愉快的。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已是严冬了。办事处为我们补充了御寒的灰色棉军装,还打上了绑腿,俨然一个军人的模样,心中的得意,不在话下。我当时的确很幼稚,直到离开西安时,才知道“浙江战地服务团”原来是共产党浙江省委直接领导的抗日团体,而骆耕漠同志正是浙江省委负责人。
    1938年2月到了延安,我和高帆进了鲁艺美术系,章容去了陕公或抗大,而那兄妹二人不幸的是哥哥于途中死于阑尾炎。妹妹暂时留在途中处理后事。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如今每忆起这件事时,总还忘不了他那痛苦的神情。总有几分说不清的歉意。
    1938年2月,对于我是个划时代的日子,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代之江南的花红柳绿的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家乡只在城隍庙见过的小米,我的胃很难接受,自此埋下了胃病的隐患,到了八十年代不得不因溃疡作了切除五分之三的胃部手术。这是后话。然而我的思想极兴奋,我的精神极充实。我感到空前的幸福。的确1938年的延安是一个令人留恋的年代,令人永远感到幸福的年代。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日,相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彼此互通有无,彼此情如兄弟姐妹,共同学习、互相切磋,整个延安充满了激情和活力。那沉睡多年的黄土山坡,那古老的教堂(鲁艺校舍在此)一下子都苏醒了,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在延安鲁艺的日子里,我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基本知识,一面提高专业,也投身各项社会活动中。桥儿沟(鲁艺所在地)的山坡上,延河边的草丛中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延安时的38年啊!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活力的年代;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幸福年代。
    回忆这一段经历,令我感到充实、幸福,快乐和满足。
    1938年底,在“到敌人的后方去”的歌声中,我参加了由成仿吾带领的大队人马到了敌人的后方——晋察冀边区,随即成立了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联合大学。在这里我一面教书,一面以绘画做宣传工作,也为课本画插图。敌后办学条件极艰苦,敌人来了我们就分散在各个山头、山沟和他们捉迷藏。敌人走了,我们照常进行教学、宣传、创作。生活方面比延安的和平环境更艰苦,然而抗战胜利的理想,革命的抱负早已把艰苦置之度外,所有的同志每天都充满信心地工作着。然而北方的严寒对我这个江南长大的青年毕竟威胁太大。四个年头过来,我就有四个冬天整个处于感冒状态。当时缺医少药,御寒衣物不足,居住条件恶劣,终于身体垮下来了。到了1943年春天,组织上决定调我回延安治病,休整。
    在晋察冀的四年里,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河北山区的平山县和阜平县。这四年我除了教书、画插图、还刻了大量宣传抗日,讴歌抗日英雄的木版画,画了不少配合各项任务的宣传画。遗憾的是在一次敌人的大扫荡中,连同仅有的一套棉衣都毁于敌人的大火焚烧中了。因此在日后的岁月中搜寻这一阶段的作品,已是寥寥可数了。
    在晋察冀的四年里,我目睹了敌人的惨无人道;看到了人民群众抗敌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亲眼看到国际友人白求恩的忘我行动。这四年,是我经过战争考验的四年,是我从现实生活中受教育最深的四年。我比离开江南时成熟了,在这四年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的夏天,我回到了延安,我是以回家的心情重又来到这令人神往,使人感到幸福的土地上的。不料延安的整风运动高潮尚未过去,所有的知识分子照例受到怀疑,我虽带病从前方回来,也不能幸免。那时毕竟年轻,承受力强,所以一面参加整风,参加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一面治病,精神上没觉得有太大的压力。加之延安是和平环境,起码一日三餐有保障。所以两个以后,长期不愈的感冒症状竟完全消失了。这一年年底,整风接近尾声时,我就被分配到联政(联防军总政治部的简称)宣传部的美术组工作了,一直工作到1945年日本投降。
    在延安的这两年,我仍刻木刻、画宣传画;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学会了开荒种地,还学会了过去只有妇女才做的纺线。在这两年中我和一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结了婚,但是我们没有家,各住在自己单位的集体宿舍里。
    1945年8月15,日寇投降了。延安的人们欣喜得不能用语言表达。只记得当天我们彻夜未眠;我们举了火把从鲁艺的桥儿沟跑到联政所在地的北门外,歌声、叫声、笑声,把整个延安都震动了。一串串的火把把延河水映得通红。事后我想,只有亲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才会有那种超常的喜悦,才会兴奋得忘乎所以。
    九月份,党中央组织了两个文艺工作团,分别奔赴东北和华北。华北文艺工作团的团长是诗人艾青(也是义乌人),我是这个团的成员。年底到了,张家口的和前方的华北大学合并为华大的一个分院——文艺学院。艾青顺理成章的任院长,共设四个系,我在美术系任教。
     经过八年抗战的这批知识分子,原都是从全国各地汇集在延安的。八年中饱尝了战争的苦难,和家乡亲人失去了联系,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可以安定下来好好建设伤痕累累的祖国了,也可以和家人见上一面了。然而事与愿违,解放战争打起来了,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肤浅。当然,我也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踏踏实实地再次在战争的条件下办学。
    战争迫使我们从张家口撤出,辗转于山西的广陵和河北的东鹿、正定。直到1948年底北平解放,我们整个文艺学院随入城大军进驻北平,参与军管会的接收工作。
    在山西、河北的三年里,我们是边教书、边画画,边作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全系师生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河北武强县民间木版年画的整理工作。
    1948年底,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的全体师生随入城部队进入北平参与军管会的接收工作,我们这些文艺兵当然要担负起宣传共产党政策的任务。到了1949年春,北京(此时把北平的名称改为北京了)的形势稳定下来了,原文艺学院的师生分别和与本专业有的艺术院校合并。美术系并入原北平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我以为从此可以在和平环境中从事自己本行的专业了。岂料刚完成一个白求恩的胸像,又由于工作需要改行投身到展览艺术设计的专业了。从此步入属于工艺美术范畴的工作行列。直到1987年离开工作岗位。
    展览艺术设计在我国当时完全是一个新的学科起步阶段,既无先例可循,又没理论指导,我只能根据一般美学原则和在延安时的一点工作经验(1943年在延安负责搞过一次陕甘宁边区生产成就展览会)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后来在几年的工作中竟也没辜负领导和群众的期望,居然领导设计了许多国内、国际的大型展览。例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会和国际上孟买、卡拉奇、里昂、莱比锡等展览会上中国馆的设计,还办了一个展览设计专修班,并把几年的工作经验经整理出版了《展览艺术设计》一书。基于以上的工作经历,于1955年我又被抽调出参与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三人工作小组。1956年学院正式成立。从此我就在这所高等学府任教,先后提任装潢系系主任,副院长等职。直到1987年离休。
回顾六十年的生命历程,不能说多姿多彩,但经历是丰富的。我走遍了长江、黄河两岸;看到了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也饱览了荒漠苍凉的西北黄土坡;又足踏过欧、亚、美、澳四大洲的不少国家。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给我民族带来的苦难;也亲自参与了反扫荡的战斗;更体验了我国劳动人民为抗日救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他们的忘我精神。在这一阶段的历史熔炉中,我逐渐意识到个人实在太渺小,我决心以渺小的个人为祖国、为人民献身。因此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都是服从工作需要,事事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多大的困难,也从不怨天尤人,总是以劳动人民中的无名英雄为楷模。现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顾一生,可以告慰乡亲父老我是义乌的好儿子,我无愧于生我养我的义乌这块土地。
 

原载于骆斌主编:《专家话成才》,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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