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画解析海派摩登女性服饰审美风尚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SJB760012）； 江苏理工学院优秀教学团队项目（TDJX10007）。

 

民国初年（1915-1928），景德镇彩绘瓷器上前所未有地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新女性形象为装饰题材的时装人物粉彩瓷画，尤以勾画摩登女性的时尚生活为主，着意表现国门初开之时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此批瓷器虽在陶瓷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它作为一种固化的、成熟的文化载体，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从封建社会烦琐的礼法与宗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仪态风貌，甚至传播了以“海派”为新潮的社会审美时尚，令我们感受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得到了思想的启迪。目前对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收藏研究最为深入的是张朋川先生。他所收藏的洪步余、夏鼎臣、余钊、潘肇唐、毛子荣等景德镇瓷画家的众多作品，呈现了那个时期多姿多彩的时装人物初生乍起时的众生相，犹如集中保存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文化[1]，为后人研究民国初年女性服饰的整体风韵和审美风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形象资料。

 

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画在传统的瓷器人物画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粉彩技艺，而且还吸收了西洋水彩画技法，人物面部的勾线与服饰晕染能细微地表现明暗层次，色彩艳丽而透明，神态逼真，透出现代绘画气息。画家为迎合民国早期城市新文化青年的审美意趣，革故图新，用不同的艺术风格，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塑造民国初期走出深闺、走向社会、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形象，生动地记载了时称“文明新装”的时髦服饰装扮与民国近二十年女性时尚生活方式的变迁，反映了当时民众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向往，体现了“崇洋”“崇新”的审美追求和社会审美风尚。纵观时装人物瓷画，题材广泛，着重刻画了庭院洋房的理想生活方式以及花园聚会、读书学习、运动娱乐、结伴出游等社会活动场景，画家用简练的笔触形象地勾勒出对镜剪短发、争相赶潮流的闺秀（图1），崇尚清新朴素的女学生，演奏手风琴、手持望远镜的知性女子，以及兴穿洋装和改良旗袍等形形色色的海派摩登女郎。她们的新潮装扮迥然别于旧式妇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显现在头戴蝴蝶结，胸佩鲜花，臂挎坤包，腕戴手表，手执洋伞，脚穿玻璃丝袜和高跟皮鞋。画面中女性的活动空间也已经不再囿于家庭，而是身着各种最时髦的服装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甚至在杯觥交错、舞步轻移中尽显妩媚。这批时装人物画瓷器对新潮女性的描绘，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它不仅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也预示了时尚潮流中社会观念的转变。[2]

 

 

1.“梳妆剪发”深腹盖罐，己未年，1919

 

 

19 世纪末到民初，上海达到了自开埠以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高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繁荣的商业环境和现代市民社会的浮华风景，吸引了各方乡土及都市移民。上海作为一个日趋物化的商业性都市构建的“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世故习俗，使原本在中国历朝中最为严格的清代服饰等级制度在这里最先松绑。[3] 民国初期得西风东渐之先的“海派”服饰逐步以一种海纳百川的积极姿态，融合西式服饰流行元素，形成了一种以崇洋趋新、标新立异、中西交融、满汉交融为特点的高度风格化的海派风尚。正是从那时起，追逐“时髦”的海派服饰成为中国公认的时尚，新潮装扮的“摩登女郎”也成为 20 世纪对上海女性形象最著名的“命名”。“摩登女郎”的含义伴随着消费主义话语和城市现代性的开展逐渐固定化[4]。无可比拟的主客观条件，使上海女性在经受了欧风美雨的熏陶和“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之后，以足够的勇气和较强的叛逆精神，率先在全国剪去了长发，开创了衣短裙长、袖宽领高等新潮服饰和改良旗袍，掀起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时尚浪潮。

 

民国初年的时装人物画瓷器作为“时髦”的新事物，伴随着新颖的海派时装热而“热”起来。这些瓷画家的艺术目光瞄准了时代进步的最前沿。那个时期画家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作为时代印记和审美品味留在了色彩斑斓的时装人物画瓷器上，不仅开启了瓷器新风，也鼓舞着新式女性通过社会的高尚娱乐来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民国以前满族妇女的典型着装是身着宽大旗袍，汉族妇女的典型着装则为上穿滚边袄衫，下着长裙。当时女子的服饰与“三从四德”相关，女性在着装方面的审美标准屈从于男性的审美标准，几乎完全丧失审美主体地位而处于审美客体地位。当时追逐时尚和个性被认为放荡，正如张爱玲《更衣记》里所说 ：“ 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何况奇装异服，那更是伤风败俗了。”[5]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新文化运动与女性思想观念的嬗变，等级贵贱、性别尊卑等陈规俗见，开始消解，女性长期被包裹泯灭了的人性觉醒了。

 

她们逐步由审美客体向审美主体过渡，独立审美意识也逐渐从沉潜到觉醒。中国女性服饰也从标榜礼仪、禁锢个体生灵的封建包裹而演变成为张扬个性、倡导平等的载体，服装从等级着装向自由着装演变。首先，由于受日本女装的影响，妇女装束改变了过去胸、肩、腰、臀部完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僵直造型，比较注意“曲线”了。景德镇松林阁瓷绘名师洪步余绘制的“初夏仕女游园赏兔”长颈瓶中的古典新女性，头梳日式挽云髻，手握绢帕和折扇，身穿右衽暗花紫粉色遮颊“马鞍领”修长衫袄，两侧有开衩，蓝色绣花马面裙下微露金莲，这便是早期的“文明新装”。（图 2）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女性形象相应地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拈花携童”长颈瓷瓶中呈现的妇女完全摆脱了烦琐夸张的矫饰，衫袄“蜂腰”长不过臀，喇叭形“倒大袖”及肘，下身为黑色无褶长裙。这时期的“文明新装”曲线优美流畅，造型更为简洁，服饰渐趋合理化、人性化。（图3）“推童车图帽筒”描绘的是身穿窄腿格纹绿长裤、手推童车胸襟别花的时尚女子。（图 4）这种装扮在功能上便于运动，同时也使外形显得干练。西方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认识是“既尊重人的肉体，也尊重人的思想”。现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兴起使摩登女郎开始以“露”来凸显女性人体之美。

 

 

2.“初春仕女游园赏兔”瓶，丙辰年，1916

3.“拈花携童”瓶，壬戌年，1922

4.“推童车”帽筒，丁巳年，1917

 

如“旗下奏琴仕女”瓶中，女性衫袄的立领已经明显变矮，中裤露出脚踝，脚已是天足，修长贴身的裤管，显露出女性健美挺拔的腿形（图 5）。“丽人树下攀谈图”长颈瓶中短发女子穿着“V”领、蓝底团花上衣，下着水绿网格及膝短裙，肉色丝袜，手拎橘红色坤包，袒颈、露臂、中西合璧的洋装，使女性身体得到解放，身姿更显窈窕。时装人物画瓷器完整细致地描绘了作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最早出现的女性时尚装扮的变迁，记录了女性对曲线美的追求历程，反映了服饰近现代化进程中隐含的反封建的极具叛逆性的深层思想文化内涵。

 

 

5.“旗下奏琴仕女”瓶，己未年，1919

 

 

民国初期，新思潮的启蒙，使女性崇尚自由和个性的审美意识开始萌发。近代部分知识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开始脱离传统闺阁女子的人生路线和思维模式，去找寻自我的真正价值。这一时期的女性在服饰装扮上的我行我素、自我实践的勇气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6]

 

1912—1913 年，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新学制，其中对理想的女学生服饰的样式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校则布服而著校衣，出则亦然。求其清洁而不求其华丽，求其端重而不求其飘忽，裙不过长，衣不过短。或亲戚宴会，则衣虽美必用国货。履必自制，衣必自缝，是可以立俭德而辟离奇之陋俗也”。[7] 当时的舆论认为女学生的装扮不应是表面的华丽，而应方便简洁，显示出莘莘学子大方自信、自由个性的气息，与社会女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各界关注之下，戴着无框眼镜的女学生上穿斜襟别有自来水笔的镶边素色短袄、下配不带绣纹的深色长裙的端庄朴素形象得到社会的赞誉和推崇，而模仿奇装异服、盲目趋时的奢靡着装现象得到遏制。民国初期的女学生是时代的宠儿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锋，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有生力量，她们对服装的独特审美意识，彰显了近代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审美愿望[8]（图 6）。

 

 

6.“踏春”深腹盖罐，民国，金陵庆

 

“兴女学”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步骤。从民国初年开始，背书包的女学生和读书看报的知识女性形象开始出现在时装人物瓷画上。受过教育的女教师、女医生、女记者、女明星等由于职业关系，需要经常在公共场合露面。她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同时还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此，她们的服饰装扮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并体现了一定的审美趣味，自然成为广大普通女性效仿的对象。

 

其实民国初年妇女服饰的革新者，并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名门望族的贵妇名媛，而是流落红尘的青楼女子。她们在服装上的新奇艳丽，往往是其他阶层妇女效仿的最好模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国初年最早引领上海滩新潮时装的大众模特。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中此类题材也有体现。

 

 

民国初年时装画瓷器记载的这段霓裳时光，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那么短暂，但却是处在传统与现代碰撞剧烈、思想变化深刻、各种思潮迭起的历史时期。

 

艺术家通过粉彩时装画人物瓷器这个载体重构了旧时上海的摩登生活，这不仅是历史服饰的记载，更是对当时服饰时尚理念的传播和推动。这些瓷器以它艳丽的色彩和美妙的质感，在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的同时，也呈现了在社会政治的变革、经济的推动、西风东渐的引导下，近代妇女自觉融入解放运动的洪流，大胆追求曲线美、张扬个性美的审美风尚。

 

范 滢 江苏理工学院

 

 

注释：

[1] 张朋川，张晶：《瓷绘霓裳：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文物出版社，北京，2002，第24页。

[2] 张朋川 ：“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收藏家》，2002.4，第 18 页。

[3] 卞向阳 ：“论晚清上海服饰时尚”，《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0，第 26 页。

[4] 张屏瑾 ：“摩登女郎—上海姑娘—上海宝贝”，《艺术广角》2009.2，第 72 页。

[5] 张爱玲：《更衣记》，张晓春、龚建新 ：《闲情逸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杜乐秀：“民初女装审美趋势分析”，《理论观察》，2009.1，第 139 页。

[7] 王秀田 ：“《妇女杂志》视阈下的民国女学生”，《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3，第 34 页。

[8] 同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