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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感知与理性图形——景观设计教学新探讨

  • Update:2012-05-26
  • 王锋,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4期
内容摘要
在景观教学中,感性与理性是相互交织的思维方式。本文在借鉴国外相关课程的基础上,提出行走感知和理性图形并行的教学新途径,通过新方法的训练,
以期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思维能力,并将这种新途径运用到国内的教学中。

        伴随着人们生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和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景观设计已被看作是生态破坏和城市化改良的重要手段。景观设计专业因此也突破以往采用技术手段创造出仅仅具有审美价值的户外空间的界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景观设计事业近年来在中国得以迅猛发展,景观设计行业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对于高校教育而言,也是一个新的机会来重新思考景观设计教学是否符合国家发展的新需求。
一、景观设计教学是不是走入了死胡同?
        景观设计课始终是景观教学体系中的主干课程,而设计课最核心的环节是对学生设计思维与方法的训练,如何提高综合设计的思维能力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一直是高校教学的研究重点。
        从各高校景观设计课的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出,多数高校在实际的教学中采用的是推理式的思维方法来进行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这包括了让学生从场地出发,通过分析、综合并结合不同使用人群的需求以及对场地独特理解形成的空间概念和形式。
        不可否认,这种以理性思维为主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养起科学逻辑的分析、判断、评估问题的能力,也可以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上手操作小尺度的设计项目。对于教师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途径。而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也发现这样的问题:
        在设计课的前期,教师往往会布置学生到实地调研并作静态观察和记录,然后写出调研报告,表明对场地日照、风向、景观朝向、植物配置以及使用者活动需求与场地功能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然后学生如例行公事一般到场地上拍照、速写或以文字记录大量资料。结果我们发现,只要收集到相同的信息,几乎可以产生同样的场地评估和汇报结果,逐渐地学生对这种调研方式也失去了热情。场地调研使学生的调查和收集信息几乎成为一种仪式化的行为,缺乏想象力的预测甚至使调研陷入收集资料本身。而问题是,许多设计决策看上去与这些庞大的信息并无关系。
        在概念设计阶段,由于设计过程是推导式的思维模式,致使大部分学生在针对同一场地设计时所做出的功能分析和判断趋于一致,直至最后得出“合理”但却雷同的设计结果。那么做景观设计是否就和做数学题所采用的计算公式一样,最终形成“标准”的统一答案呢?在设计过程中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又该如何表达呢?
        当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学生带着统一的思维模式进入到景观设计岗位上,又将对城市发展和景观建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质疑的提出直接指向了景观设计教学方法确实存在训练思维单一、学生就职后发展潜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在保持实践教学这一重点的基础上,针对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迫切需要进一步定位,从而使景观设计人才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力和竞争力,更符合职业岗位的需求。
        在2009 年-2010 年笔者有幸到瑞士联邦理工大学访问学习,期间参与金特·沃格特教授(Professor Günther Vogt)的景观设计课程,通过对其课程的分析与探讨,提出了行走感知与理性图形并行的教学方法,通过新方法的训练,希望能培养学生基于个人感受和经验为依据的空间构想,同时借助推理式的理性分析,共同形成综合的设计概念,进而实现概念向三维空间的转译过程,以期最终提高景观教学的质量。

1. 城市化进程导致米兰住宅区不断扩张,原先城郊的帕克塔里络(Parco)农田也被一起纳入城市,这片性质“模糊”的地带将被作为城市公园重新设计。基于行走在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在设计课的第一天学生们便对场地进行了一次集体“散步”。


2. 行走之后,设计小组采用照片、画笔乃至影像等综合方式抽象地记录了整个散步过程的印象,在这里应用图纸作为定位的辅助的媒介将被彻底放弃。


二、从行走感知到理性图形的方法是什么?
1. 基于行走感知的景观设计教学途径
        “行走感知”的景观设计过程是一种以行走为起点,以直觉和印象占主导的特殊感性认知,经过分析评估后对场地所做出的空间转译的全过程,这种方法是源于英国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创立的田野工作法(Fieldwork),借助人类学的工作方法,景观设计师可以与场地建立一种深刻的对话、理解和沟通,加深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并拓宽景观设计的途径。
(1) 行走
        与场地调研方法中学生始终处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场地相比,以行走为特点对场地的感知可以使学生从“外部的”设计者转换为场地的参与者,教师可以让学生想象一下当自己在场地上或行走或停留时的真情实感和场地氛围。它与单一的信息收集最大的不同是,学生对于场地的感受与观察并
非停留在场地现有静态的表象上,而是有更多机会“自由”地去了解场地背后更多的“故事”,有些可能是关于场地中物的痕迹比如一段废弃铁轨及其形成的原因,有些可能是重要事件的发生或一个重要人物的死亡。不同的“行走”都会带来令人兴奋的异样发现。这时,学生对调研的积极性会被重新激发,因为这种行走所带来的发现因循着每个学生对场地不同感受与直觉。
        当学生步行穿越整个场地时,实际上逐渐将自身所处的空间环境的相对位置映射到内心深处,将自身身体与空间环境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学生和即将设计的场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场地行走可以把距离和个人经验添加在学生对这个场地的理解之上。同时,步行者的视野也可以支撑起在景观设计中的各种抉择,成为概念构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穿越一座老煤气厂,或是绕着它徘徊;或目标明确地向前行进,也或只是漫无目的地溜达闲逛。什么样的散步节奏将决定学生在未来设计中有什么样的抉择。因此,行走感知的景观设计途径,让学生不再是以“坐直升飞机”的角度俯瞰大地所构成的美丽图画,而是以每个学生个人具体感受和体验为依据的空间构想。

3. 场地中水系统给设计小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关于城市和场地不同时期与水有关的照片成为解读场地的重要依据。


(2)解读
        在场地行走之后,教师仍然可以引导学生根据各自的“印象”去研究场地不同时期的使用状况或功能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不同时期的照片、图片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同时经过挑选的图片被用来与不同的功能分析图一起讲述一系列关于场地的故事。
        与场地行走相比,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通过重复勘察和认真研究来理解场地,它需要面对的是场地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从中找到记忆的痕迹,当然,此时学生的解读不仅局限于有形物体的研究,还包括那些隐藏在场地背后不可见的方面如一段年代表,因为这些都将可能成为未来设计的创造性的飞跃。

4. 明确以“水”为主题的场地设计,设计小组选取了水净化系统设计来反映对场地最初的感性认知。基地图中深色方块是对水稻种植区做了重新的梳理,由北至南的灌溉同时也构成了水净化系统的基础。


(3) 转译
        转译是基于学生对场地行走感知与认真分析研究后概念设计结果的转化,也是整个“行走感知”设计过程的难点,在这个阶段,学生个人的观点会越来越影响设计项目的方向,然而无论转译时采取什么样的建立方式,它一定是对场地已有事物或事件做出的反应。
        以笔者所参与的金特·沃格特教授的“米兰帕克塔里络(Praco)城市公园设计”课题为例。在进行场地设计之前,课题组老师便带领学生一起在设计的基地上进行了一次“散步”,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到现场第一时间的感性认知记录下来,用以“绘制”出与拓扑和感官如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相关的“散步节奏”。其中有的设计小组对场地中河道、灌溉与排水系统印象深刻,在随后的设计中这些感知对设计构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该小组在对米兰城市供水系统以及对场地农田灌溉给水与排水的历史研究后,选择了水净化系统为主的景观来转译他对场地最初的感性认知。同时,借助Nolli-Plan 分析场地空间使用的质量,对道路与农田的功能划分重新做了优化。不难看出,让学生将感知体现在设计中是富有创造性设计结果的重要环节。
2. 从行走感知到理性图形的景观设计教学途径
        “理性图形”的景观设计过程在强调对场地现状及使用者行为等进行充分调查、分析后,由推理式的判断引导思维走向预定的目标来完成设计的过程。这种“调查- 分析-设计”的模式,是由19 世纪英国规划师盖得斯首次提出并应用于景观设计领域。这种模式对现代景观设计和景观教学途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作用于之后一百多年间的几代景观设计大师,其中包括佐佐木英夫的“研究-分析- 综合”的模式和麦克哈格的“千层饼”模式。时至今日,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景观专业教学仍延续这种理性式的功能分析模式。
        行走感知和理性图形是从两种不同角度让学生去理解场地,由于角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这将直接影响教学中学生发现或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深度。
        以行走感知建构的设计途径是“自下而上”的,强调的是对具体场地体验的把握和再现,它的重点是以学生行走作为场地研究的工具。但是,仅凭学生个人感性的直觉,缺乏对场地科学分析的态度,对现状各种限制条件以及对使用者需求和行为的理性分析评判,最终将有可能使学生在设计中失去正确的方向而变得难以把握。
        理性图形的研究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它的重点在于研究对象,即景观环境中物质形态和空间结构,它要求学生在研究中是客观中立的,通过理性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分类、归纳、提炼,获得诸如场地的比例、尺度、界面的围合度等可量化的数据资料。它的局限性在于仅仅关注景观环境的物质空间结构,并将这种结构视为永恒不变的原型,忽略了导致这种物质空间中人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和活动随时间的变迁而产生的变化。因此,在景观设计教学中,对一个场地的设计,从作为功能的容器,直至研究人们在场地中行走或停留的方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感受,只凭单一途径都将无法形成既合理又令人感动的设计作品。这就要求教师在设计课一开始便要从行走感知与理性图形两种设计途径并行交替来引导学生的对场地思考直至完成设计。能否平衡好两者的关系、适时转换,也是判断学生学习效果和设计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准。只有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理性图形和行走感知相结合,将推理与直觉相结合,才能富有创造性地解决户外空间的诸多问题。

5. 以水净化系统为特点的帕克塔里络(Parco)城市公园设计转译的结果。图中条纹状用地是水稻种植区,绿色用地是公园开放空间。由此可见,水直接反映了最初对场地的行走感知特征,而水净化系统以及公园使用功能是设计合理及实用性的体现。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体验是怎样的?
        景观设计课作为整个教学计划中的核心课程,应当在二年级和三年级分阶段设置两次,每次课在120 课时量左右。第一次课应当以“理性图形”的设计途径为主,教学的重点是通过小尺度设计项目调研让学生把握影响场地设计的主要因素,然后引导学生结合调查结果与设计目标进行场地分析,梳理和过滤场地调查中得到的信息,并要求学生将与设计密切关系的问题逐一提出,识别出关键的要素并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提炼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于刚刚接触专业设计的学生而言,小尺度简单问题的训练将有助于提高逻辑分析的效率,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容易掌握和运用的一种方法。
        第二次设计课应当以“行走感知”的设计途径为主,以感知和转译为教学重点,强调对场地直觉和印象的表达。这时学生具有一定理性分析评估的能力,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场地和设计主题的感性认知来突破感知障碍,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其中感受和转移是课程教学的难点,因为“感受”
是因人而异的,也是不能教授的,教师只能通过案例讲解起到启发和引导作用;而“转译”往往是学生进行感知表达的瓶颈,选取什么样的建立方式才能恰如其分是需要在不断的尝试中去摸索。这个阶段教师需要引导的是,不仅限于二维图纸的转译表达,影像、模型也是表达感知和创造潜能的有效手段。
        景观设计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来自设计者对外部世界的客观理性的认知,另一部分来自于设计者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知。而景观计教学中如何有意识地平衡设计文化中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建立景观设计教学的有效途径,提高景观专业学生的设计思维水平和创造力,是值得景观教学长期研究和讨论的课题。
 

参考文献:
[1]Christophe Girot :Four trace concept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d: James Corner).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P58-67.
[2] 王锋:《室外环境设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2011。
[3] 刘骏:“理性与感性的交织——景观设计教学中的理性分析与感性认知”,《中国园林》,2009.11,第49 页。
[4] 王锋:“浅析中国城市高密度居住区景观设计方法”, 鲍诗度主编:《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散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第116-1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