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成型于困境中

        《装饰》杂志汪芸来函要求回答：“在过去的20 年中，在您所在的设计专业领域中，出现了哪些创新？请列举一到两个您觉得最有代表性或最重要的创新案例，并说明理由。”它先是让我一愣，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而后，我迅速地搜索在记忆中能够达标的作品，桩桩件件地浮现，随即又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否定。
        让我陷入沉思的是：要求是要在20 年的职业生涯跨度的区间，选出“一两件的最具代表性或最重要的创新案例”，显然有某种考验我的认知与判断力的意味。于是，我也严肃起来，审视着过往的记忆。没料几日过去，依然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难道国人真的没有这样的事例？一个穷国在最近30 年实现
华丽转身，难道没有创新的智慧？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1-1. 杭州城东新城建筑色彩规划鸟瞰效果

1-2. 城东新城火车东站站前广场人视效果

        于是，我把标准放低，把视野放到现实的际遇，放到我周边那些人和事。最后，在我自己的城市色彩工作室停下，我看到我的那些助手、同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做，来寻找和反省那些与这个问题相符的事件上。我发现我们的作为似乎与这个“创新”比较靠谱。只是我们最初的动机不是出于所谓的“创新”，而遭遇困境。出于挣脱的理由，我们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逃生”的方法。在过去近20 年的时间里，为应答和解决问题，我们疲于奔命，终日忙碌：此问题解决了，彼问题又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而且，问题都是新，没有遇到过的。在我们的周边，乃至国际上，也都难找合适的良方，所以，最关注的就是方法的创造，换句话说就是：变着法子找对付问题的办法。这种逃出困境的状态，时至今日，每天都在发生着。
        色彩问题，是纠结我整个职业生涯的问题。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当我还是大二的学生的时候，就被色彩的“实质”所困扰。在四处求教无果的情况下，那时幼稚地想找一种能够像打开钢琴顶盖看到音阶排序一般打开色彩内部结构的办法。于是，我就用颜料按比例相互混合调，去追索色谱秩序，花了很长时间把颜色互混的结果呈现出来，产生了数以千计的颜色谱系。

2-1. 2010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中国红深实景

2-2. 中国馆中国红细节

2-3. 中国红方案定稿色样

2-4. 中国红用色工程实样

        后来，看到孟塞尔色立体（Munsell color solid）的时候，与我用功的结果所得非常相似，这让我有了几分得意。当了色彩教师，在讲授“色彩表现力成因”的时候，我相当迷茫。就构想着能够有一种分类的训练法揭开这个谜底。于是，就蒙头做大量的组合实验，花了很长的时间，企图抓住其规律，但是，在海量作业面前，我几乎是迷途了。后来在巴黎郎科罗（J.P.Lenclos）教授的工作室里遇到了类似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在那里，我体会到了法国人追求“色彩效果品味”的认知和判断的方法。我求教郎科罗方法，教授笑着对我说：“我的方法，都是我造出来的。因为别人也没有比我更好的办法。”即使被国际色彩学界关注的“色彩地理学”（Geographie de la Couleur）“那也是我创造出来的。因为，我有问题，所以我要探究，所以我就要找方法，而方法是没有现成的，那么，我只好去创造”。这个说法，与其说是深刻地影响了我，还不如说是我与郎科罗教授处在同一境遇中有同样的体会。之前，我表面上是凭着“小聪明”，其实是属无奈地胡乱想着招。那之后，探索事理，创造方法，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1993 年底我在中国美院成立我国第一家以揭示色彩现象与问题为目标的“色彩研究所”。在那里，先是研讨色彩标准问题，后来的事情就复杂了，比如流行色趋势成因、色彩设计专业教学体系的建构……都是在那样的意识下催生的。尽管在这个道路上，彷徨、蹒跚，是常态，但是，一路走来，经验也丰富了，看到曙光，成为后来的常态。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快得让世界心惊。很快，批评声就四起。“千城一面”、“城市色彩污染”和“城市色彩平庸”是其中比较刺耳的批评声。作为色彩人，自然有义务去破解难题。

3-1. 南京南站北立面效果

3-2. 南京南站南落客平台透视

3-3. 斗拱用色特写

        这里要列举一些城市色彩事例：以杭州城市色彩研究与实践为例。早在1998 年，杭州市在整治湖滨地区1.5 平方公里地域城市片区时，遇到了如何塑造这个城市片区色彩问题的挑战。当时的杭州城市规划设计院就邀请我加盟破解难题。我首次尝试性地采用“色彩地理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具体的色彩问题，我们对整个片区色彩进行调查、分析，甚至借机把杭州市主城区的色彩也做了初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建设性的规划与设计方案。记得当时我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解释学理。人们反映不一，表示理解和好奇的占多数，表示反对和困惑也有一定比例。2005 年，杭州城市色彩问题被市民议论，市规划局也感困惑，于是正式委托我们色研所对主城区作专项研究。我们用了10 个多月的时间，才比较完整地完成了城市色彩基本形态、特点、表达方式等方面的任务。在这次项目中，我和我的团队被纯粹法式的方法困扰着，因为完全采用“洋”方法实在很难描述杭州城市色彩的现实，于是探索符合中国城
市色彩规划的方法成为这次研究的重心。我放弃了关于城市主色调的表述，而创建城市色彩主旋律理论叙述的方式，成为西学理论“中国化”的突破点。结题汇报时得到了专家高度评价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杭州城市色彩“水墨淡彩”主旋律说法，成为日后杭州城市建筑用色的总指南。因为主城区是建成区，还在“色彩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内。此时，规划局领导提出了被我称之“无理”的要求：为未建的新城规划色彩。可这是在学理上难以成立的，未建成区都是一块一块的方格空地，不知未来建筑长什么样？没有起码的条件，让我如何提出色彩“化妆”的方案？真是史无前例的要求！在他们的表述中主要含有两层意思：1. 建成区的色彩基本上已是既成事实，你们的色彩规划是滞后的，除了整改，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建筑色彩的整改，那么容易吗？ 2. 中国的新城建设是当务之急，你不提出色彩规划加以限制，要你们干什么？至于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经过反复的沟通，我终于开始理解规划局领导的苦衷。这就是现实问题。这种语境，在国外几乎是没有的。
        于是，我们开始思考破解发生在我国城市化浪潮涌现出来现实问题的方法。2007 年，我们承担了杭州市钱塘江两岸建筑色彩规划、杭州之江地区城市色彩规划；2008 年，完成了杭州市下沙副中心城区城市色彩规划与设计、大杭州地区富阳城市色彩规划与设计；2009 年的杭州白马湖地区城市色彩规划与设计、杭州江东本级区块城市色彩规划；2010 年完成了杭州城东新城城市色彩规划……当然，我们同时还应答了全国各地如澳门、宁波、镇海、温州、泉州、济南、日照、江山、厦门鼓浪屿、武进、江阴、嘉善新城、青浦新城等几十座城市色彩规划的诉求。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对中国城市历史与现实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同时，也深化了对郎科罗“色彩地理学”原理及其科学性的理解，我们借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色彩规划与设计的实践，迫使我们不得不根据中国城市的现实不断地琢磨和探索，不断地总结和归纳，不断地自我升级，逐渐地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城市色彩描述和表达愿景的方式和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接受相当数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城市节点的建筑、主题综合体、大型工业区与住宅区的建筑作色彩规划与设计，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国红”与2011 年南京南站金色主体建筑色彩设计便是其中有影响的个案。
        经过整整十年时间的研究与实践，如今，我们已经创建起一整套从城市自然地理与人文色彩资源调研、问题分析与对策、愿景创建与视觉呈现、色彩规划与思想表述（城市色彩主旋律理论演绎）、色彩工具系统建构、片区色彩管理与色彩设计导则、色彩营造与管理流程……适用于我国各类城市的色彩
规划、设计、营造与管理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方法体系。而且，随着城市决策者不断提出的更加苛刻的“无理”诉求，我们的探究也不断地从建筑色彩，向道路绿化、基础设施、商业空间、信息系统、夜景灯光……直至整个城市环境空间色彩体系蔓延。因为，在整个领域中此类困境随着我国城市发展不断升
级而变成常态，反使我们变得习惯，于是也就更加淡定，把探索解决问题方法当作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而所谓的“创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也少为突破某个难题而沾沾自喜。十年过去，今天，中国人在城市色彩规划研究与实践方面的做法和作为，好像可以经得起国际同行评说了。当我每次在国际学界报告我们的研究与实践经历时，受到的关注和反响越来越令我们安慰的。
        现在回过头来回想汪芸的问题，我想：“创新”是时下人们追求的事，不问事由成因，一味创新，变成某种人为的故意，结果如同拔苗助长。即使在这样的努力下能够催生一些作品，当然也有值得欣赏的价值。但是，在我看来，创新行为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它往往成型于困境，或出于竞争、或由于技术进步、或被迫更新换代……从我国现况来看，不仅期待作品的创新，更需要的创新是思想，是解决现实中困境的方法系统，最终形成学科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