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之子——黄国强教授

        认识黄国强先生是在1991 年春于大连召开的《艺术概论》教学研讨会上，他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基础部主任，同时因为得知他是从南洋归国的华侨，我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于上世纪的50 年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六年光阴中有许多同学是从南洋回到祖国读书的青少年。想起他们，我耳边就回荡起《星星索》的旋律，并且我从初一加入“美术社”（业余社团），当时的社长就是高二的一位印尼归侨，他曾经在宿舍支起画架辅导我画炭粉画，这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1. 黄国强（左）与陈培仁（右）一起在马来西亚沙巴写生

        转瞬廿年。去年秋又见国强学长是在昆明，我们同作为嘉宾，与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院长朱添寿先生、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先生等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来参加与云南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合作办学的马来西亚著名华裔艺术家钟正山先生的创作及艺术教育思想研讨活动。这再一次使我将黄国强先生作为一位归侨艺术家与广大海外华人对祖国作出的巨大贡献及“华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里，愿借国强先生嘱我为其画册作序的光荣，斗胆谈一谈我对先生艺术生涯及其建树几点最深刻的印象和认识。
 

“赤道之子”与“黄河之魂”
        我和国强先生接触并不多，但他通常是简短却很有激情的讲话却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如他在自己的一本画集（彩墨人物篇）前，就只写下这样不足几百字的“几句话”：“叶之威先生是我在马来西亚蔴披中化中学的美术启蒙老师。他对我影响极深，让我这辈子要献身美术事业。张仃院长和庞薰琹教授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引领我进入中华民族艺术的殿堂，从西方回到东方，走东西融合的艺术创作路线。
        钟正山先生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画家、教育家。他经常给我支持与鼓励，坚定了我朝向既定的艺术目标前进。

1-1. 喇嘛，彩墨，1180 mm×1185mm，1991

1-2. 雪莲，彩墨，1000 mm×770mm，1980

1-3. 坐在花丛中，彩墨，1 0 0 0m m ×99 0m m，1994

        “在此，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他们临终时说：‘我们穷了一辈子，就因为没有文化，一定要让国强读书。叶落归根，你们要回唐山。’我是‘赤道之子’，我要的是‘黄河之魂’。”这就是他为自己的画集写的序言，我照录了。铿锵有声的几句话，使我们清楚瞭解了他的独特艺术经历、艺术追求的目标与动力。
        在他的名片上有一方（听他说是一位著名女篆刻家为他精心刻制）“赤道之子”的白文印章；只要稍稍留意，我们从他的画作上也会经常看到同样刻着“赤道之子”的印章。是的，国强先生于1932年生在靠近赤道的蔴坡（又称香妃城），他的性格和画风也正如赤道上空的太阳，炽热得像一团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黄炎。他的热烈追求使我想起夸父逐日的传说；在他充满苦涩和奋斗精神的人生经历中，第一个真实的浪漫故事是在1954 年携爱妻在大洋中漂流了七个日夜终于回到祖国，从而实现了“回到唐山”的夙愿。他是赤道之子，也是炎黄之子。
        20 世纪的中国艺术家遇到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中西文化艺术关系问题，不过对生在东西方文化相交接的前沿地带从小受过较多西方文化熏习的黄国强来说，这个问题却是更加敏锐而强烈罢了。偏巧他所遇到的、也是对他影响最深且是曾经在工作和生活上朝夕相处的几位前辈导师张仃、庞薰琹，还有吴冠中先生，又恰是从不同方面处在关于这一问题争论的漩涡之代表人物，他这样的独特经历，就更加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远不是在今天才提上日程的。如王国维便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国学丛刊序》，1911年，《观堂别集》卷4）这话刚好说了100 年。东西方文化关系同时又与古今之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对生在我们这一时代的艺术家最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了！
 

“焦墨”与“重彩”
        在黄国强教授的作品中，我最钟情的是他的速写。我以为这是他借以观察和表现生活、并使自己与当代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得力和重要的手段。他生在海外，又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他的足迹更是遍及大江南北和边疆各地；他不仅熟悉马来半岛的风俗人情，他也热爱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各个少数民族的人民。不管是风景还是人物，他的大量速写，总是那样鲜活生动；他既能敏锐迅速地从整体上抓住大的场面和动态, 又能通过“慢写”的手段从容不迫地深入到人物的性格与特征中，而能将详略取舍处理得恰到好处，在捕捉和表现各族人民美丽而质朴的生活情趣中，颇能得其神韵，给人留下十分精彩的印象。
        他的焦墨和重彩作品，则是我认为最具有独创性和个人风格最鲜明的一部分。如所周知，张仃先生曾于1954 年与李可染、罗铭共同在北海举办过一次写生画展，自80 年代更是基于对民族传统的新的认识与体会独出心裁地画起焦墨山水，不仅在建基于生活与自然的视觉语言探索、更是在弘扬与强化民族传统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张仃先生身边的助手，黄国强的焦墨写生所显示出的实绩，其所受张仃影响自不待言；进一步，他则是将焦墨写生的方法运用于人物创作。而这种“移植”，在我看来却是极富个性特色的创造性运用与发挥。对照国强先生的代表作品来看，就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对于更为偏向于人物画创作的黄先生而言，这既是他在人物造型能力方面专长的施展，更是在探索中西艺术结合并向中国自身传统回归的一个重要突破。其重要性正是在将借鉴于西法的素描能力融化在了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中国笔墨之中；显然，国强先生所创造的人物肖像给人留下的浓烈印象和那种沧桑老辣，别具一种独特的表现力；这样的收获决不是可以轻易得来的，实在弥足珍贵！
        色彩的强烈，在这位赤道之子身上，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参看《喇嘛》），这一特点既表现在他的油画中，更突出地表现在他花费多年心血长时期迷恋于敦煌壁画研究的收获中。敦煌壁画原就是古丝绸之路上在与外来文化频繁交流的特殊环境中结出的艺术奇葩，不仅中原文化的传统精华在此生根开花，他还带来中亚乃至印度、西亚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珍稀异彩，黄国强独具慧眼地对它产生强烈的爱是毫不奇怪的。毋宁说，正是从这里，他使自己的中西艺术融合之探索与古代接上了头，这对他最是顺理成章、自然不过的。令人惊奇的是，在他这部分重彩作品中，却似乎中和了他那过分强烈的赤道风格，而更增添了诗意的抒情色彩。《雪莲》是他创作于1983 年而由文化部选送摩纳哥第33 届国际蒙特卡洛绘画大展的这类作品之一，敦煌壁画风格的影响是明显的，奔放的写意格调又糅合了淡彩般微妙的冷暖色彩对比关系，那维族少女的形象与手的线描与用色的率意表现，更加洁白冷艳的雪莲之飘逸，予人以无穷的美好想象。他的《坐在花丛中》、《绣花》、《母爱》、《喇嘛》、《燕子》等等作品，不仅形神兼备，而且在笔墨、水分、用色的考究上，都显示出在探求中西结合上的独到处。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在大胆地运用与整合外来文化资源时，他始终不忘“我要的是黄河之魂”——这正是他勇于大跨度地朝向创造与开拓之路前进的魂魄之所在。

2-1. 小食摊，焦墨，850mm×1790mm，2002

2-2. 两个苗族妇女小贩，焦墨，870mm×930mm，2002

3-1. 马兰村·桥，焦墨，670mm×683mm，1992

3-2. 侗寨，焦墨，650mm×680mm，2007

4-1. 西双版纳集市，速写，970mm×894mm，2003

4-2. 印度妇女， 速写，1994

5. 马来妇女与小孩，油画，970mm×802mm，2002

设计——中国装饰艺术的传统与创意
        不能忘记黄国强从上世纪50年代便考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所选择的专业是装潢美术，且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随即成为著名装饰艺术家庞薰琹教授（中央工艺美院的实际创办人、曾担任副院长）的助教，而后则担任过装饰艺术系与书籍装帧系副主任和基础部主任；在他大半生所从事的艺术教育事业中，是从未离开过对装饰艺术设计的研究与实践的。就如同在焦墨创作方面他是从张仃先生起步一样，在装饰艺术方面，他又是庞薰琹先生的直接承传人。而且直到今天，已届80 华诞的国强先生仍受邀担任着负责专业教育的湖南正山国际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和马来西亚正山国际设计艺术集团教育总监之职（此前曾担任云南大学现代设计艺术学院院长）。这里不能不涉及在前面他特别提到的钟正山先生，以及原株洲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现任正山国际艺术学院院长的何玉明先生。事情的缘起是自上世纪的80 年代，创办并担任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的钟正山先生在应邀出访德国并先后考察过美、日、中国内地和台湾、韩国的艺术教育之后，一方面他深为德国的包豪斯设计体系所动，另一方面则感到在祖国发展现代设计教育刻不容缓，他的这种想法竟和有丰富办学经验又是工科出身的教育家何玉明先生以及老友黄国强一拍即合，由此在取得马、中外交部门和中国文化教育部门的协调支持后，就终于有了包括今天湖南株洲这座民办学院在内的多所国际合作设计学院的建成。这种从自己的专长出发而又发自心底的爱国热情是何等令人感动啊！
        说到装饰艺术（这当然不是“设计”的全部），还不能不从庞薰琹先生谈起。把时光推回到1925 年，那是刚刚19 岁的庞薰琹到巴黎留学的年代，刚巧也是12 年一度的巴黎博览会举办的一年。“巴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艺术中心，主要是由于它的装饰美术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这是沉湎在激动中的庞薰琹的观感，原是要来学绘画的这位年轻学子此时则想到：“哪一年我国能办起一所像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那样的学院，那就好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使我对建筑以及一切装饰艺术，开始发生兴趣。”（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三联书店，1988 年。）
        1956 年，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中央美术学院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高等学府时，就正是在周总理的支持下采纳并批准了庞的建议的结果。如所周知，庞还是“决澜社”的创始人之一，《决澜社宣言》表明，他的艺术观念既是深爱自己的民族传统，又有着强烈的现代追求。对照庞薰琹先生的《中国传统装饰画史》来读国强先生的《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不仅可以清楚瞭解其脉络体系的承传关系，更可知道他将中国现代装饰艺术的发展建构，明确建基在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之上；作为发展的起点和基础，这种民族主体地位是明白无误的，和他一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爱好与重视也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从“大美术”的视角和更广泛的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来考虑装饰与设计的重要社会功能与前沿地位，则更可见出黄国强教授与他的合作者们何以竟几乎是忘我地不顾自己的高龄而献身于这桩事业！
        总体而言，中国美术的大传统是写意的、装饰的、表现的；而西方则相对偏向于写实、模仿和再现。前者更重美与善的结合、更讲求社会人伦和谐；后者则更重视美与真之关系的研求而更富自然情趣。“我国自古以来在艺术上本来就贯穿了‘表现’的精神，它不是模仿自然，所以，采用的艺术语言就不是客观复述，而是主客观结合，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形式上往往也具备单纯化、平面化的特点，这可能就是我国古代作品具有现代感之所在。”（在这方面，黄国强教授还特别强调如京剧或少数民族服装、民间年画、佛教道教壁画的强烈色彩对比造成的灿烂视觉效果，并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追求相对照。）“其实，现代艺术从古代艺术中吸取了营养，从原始艺术中得到启示，是‘返朴归真’的反映。对此，我们要认真加以研究。我们的现代感是新时代思想的反映。”（黄国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赏析》，正山国际设计艺术学院教材，2010 年。）
        国强先生在他讲义的《绪论》篇中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相对区分，以及东与西、古与今，在历时与共时性相交织的复杂关联中，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互相借鉴吸收的辩证关系；同时精辟阐释了作为当代生活和思想情感反映的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如他在绘画创作中所追求的，他对装饰——设计这一重要领域的构想，不但具有鲜明的现代感，而且表现着立足传统而能容纳百川的开拓进取精神。
（2011 年10 月5 日农历辛卯重阳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