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瓷创作促成的景德镇复兴

        自14 世纪起，景德镇就是中国瓷器尤其是宫廷用瓷的主要生产地之一。然而，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期间，战火将景德镇地区的手工艺人驱赶至山区，迫使著名的瓷都几乎停止了瓷器的生产。因为国家的需要，景德镇在20 世纪50 年代才得以复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餐具问题对于新的领导层来说并不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以西餐为主的官方庆典中，主要应用各式各样设计的酒店餐具。而如果是中餐，则遵照清代宫廷的餐具风格。这两种方式都不是代表这个新生国家的理想选择据称，1952 年郭沫若曾经评论说，袁世凯在1916 年没做几天的皇帝，但还是设法确立了洪宪统治时期的瓷器形制。不论虚构与否，这个评价传播开来，并且有可能刺激了领导层，使得其下令设计新的国宴瓷（即建国瓷）。[1]
        建国瓷的设计是个系统工程。周恩来总理要求轻工业部负责实施。黄炎培在轻工业部组建了“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来监管这个项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正在为新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工作的作家沈从文、中央美术学院张仃教授和陶瓷系的祝大年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承担了生产建国瓷的任务。学院中的实用美术系负责设计的工作，并将其委派给了该系刚成立的陶瓷科。

1. 1951 年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一年级同学照片，齐国瑞（前排左一）、张守智（前排中）、金宝陞。施于人未出现在照片上。照片由张守智提供。

2. 金宝陞复制的青花海棠纹饰餐具。

3. 建国瓷

4. 建国瓷国宴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收藏。

        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是江丰。他在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一直是版画家，曾经在鲁迅的指导下学习版画的制作。虽然在延安遭受了一年的监禁“惩罚”，他在20 世纪50年代安然脱险，并且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他强调艺术的革命功能，反对艺术为精英服务。然而，为了需要精美的瓷器来款待各国代表和到访海外华侨的新中国的精英们，他破例了。当时最重要的宴会包括劳动节宴会、建军节宴会和国庆节宴会。
        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有着多种多样的背景，其中一些是应周总理的邀请回到中国以协助国内重建的。祝大年原是浙江美术学院的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日本学习陶瓷技艺。郑可与郑乃衡一样，是从法国留学归来。郑乃衡在琉璃厂的荣宝斋工作，仿制故宫明清皇家陶瓷。瓷坯在景德镇制好后，运到北京进行彩绘和烧制。他把仿制皇家陶瓷的工作放置一旁，担负起建国瓷项目的主要责任。梅健鹰在南京中央大学完成本科学习后，到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之后又回到南京的母校。1951 年，梅健鹰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师。同在这里任教的还有陈万里。他曾是杭州著名的医生，出于对陶瓷的热爱而放弃了医学陈万里受雇于故宫博物院，领导陶瓷方面的研究，对邯郸的磁州窑尤其感兴趣。[2] 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是兼职任教。
        1951 年，时年18 岁的张守智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3]1952 年春，四名学生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实用美术系，以陶瓷为专业，他们是：施于人、齐国瑞、张守智以及金宝陞[4]。（图1）张守智为此非常苦恼，因为他认为设计陶瓷没有前途。不仅如此，要求他做的并不是创造性的陶瓷艺术创作，而是设计日用瓷这个毫无个性特征的工作。另外，瓷器制作的地位逊于绘画系的地位，因为当时绘画系的学生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描绘工农兵和三军将士的形象。实用美术系的学生们并不知道未来他们将为声名卓著的建国瓷的设计做出贡献。
建国瓷的设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不能是折返至清朝的倒退——那与慈禧太后有太多的关联，尤其是她的腐朽颓败，和她对不朽的期愿。与此不同，建国瓷的设计应该反映无产阶级新政权的雄心壮志和中国已从长时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现实。国家对建国瓷的需求决定了陶瓷专业的课程。以祝大年为首的教员与班长施于人为首的四位大二学生一起合作，开始设计能代表新中国的中式和西式餐具。
        设计人员来到琉璃厂享有盛名的传统饭庄翠华楼调研，以便对餐具的配置标准和容积规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用美术系的学生们测量了旧式杯碟、盘碗的尺寸。翠华楼仍在沿用依照慈禧太后喜好的类型而制定的餐具式样。装饰的图案被称作“万寿无疆”。饭庄中的一些厨师有过在清朝的宫廷中侍奉的经历，他们能够分别描述出种类庞杂的各种盘碗杯碟曾经的用法。清宫中特别喜好使用小的碟子，因为要从各种不同的多汁菜肴中盛出一些来品尝，它们最适合不过了。而所有的碗都是带盖的，在精细而丰盛的皇家宴会从容进行的漫长过程中，它们可以多少保证食物的温度。因为国宴的时间要比皇家宴会短很多，周恩来要求设计人员简化新的国宴瓷，并去掉繁琐铺张的成分。
国宴上，每个餐位需要摆放的餐具只有少数几样。清宫里标准的碟子直径为三英寸，而建国瓷将其增大至五英寸，并且增加了一种直径七英寸的盘子。对于西式餐具的规格，则参照当时北京饭店使用的整套餐具。[5]
        1952 年年底，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设计团队提交了多种多样的中式和西式餐具设计方案。周恩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采用青花斗彩牡丹穿枝纹饰餐具作为中式餐具样式，青花海棠纹饰餐具作为西式餐具样式。（图4）
        1953 年春天，实用美术系的四名学生都来到了景德镇，在大苏家弄一号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寻找仍然散居于山间的技艺熟练的陶工和画师，以便给建国瓷的制作提供品质保障和经验。学生们遍访山村和偏远的寺庙，确认有足够数量的工匠存在，并聚集了三、四人。
        20 世纪50 年代初，瓷器生产的核心特征是专门化生产，除了大型的工厂，情况在今天仍旧如此。家庭作坊只专注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1. 开采和加工瓷土；2. 销售瓷土；3. 拉坯，给容器塑形；4. 素烧毛坯；5. 画坯、上釉；6. 最终高温烧制。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价格和质量。拥有高质量瓷土矿的家庭作坊会收取更高的瓷土费用。而他们的家庭标志会盖在瓷土块上，以标明瓷土来源。器物的制坯方法既有手工拉坯也有模具制造。有一些器物的技巧难度较高，会据此收取相应的费用。在素烧毛坯之后，画工会被雇佣来装饰器物，同样也根据不同的质量确定价格。或者，艺术家可以买下一些器物，然后自己来绘制。绘制好的器物被带到瓷窑，租匣钵以便烧制。每个匣钵的租价不仅仅根据尺寸而定，也要考虑到它们在窑中的位置，因为有一些器物的烧制更需要高温。瓷窑的燃料是来自周边乡村的木材。原木通过瓷窑的小开门送进去，连续烧上三天以达到足够的高温。如果烧制失败了，瓷器被毁，窑主不承担责任。在开始入窑烧制之前，窑主已经尽其所能以便保证有好的结果，包括挑选良辰吉日和供奉窑神。
        建国瓷在三、四十个作坊里手工制成，每个作坊中大约有十名工匠。餐具先在轮盘上拉坯，然后放置一天进行干燥。为了保证不同的作坊生产的瓷器形制相同，在毛坯的硬度接近于皮革的硬度时，会将其压入模具。所有的装饰都以手工绘制。需要绘制的图案被设计拆分得很简单，保证处于容易绘制的参数范围内。在狭窄的，宽度仅可以容纳运送瓷器的手推车和扁担的巷子中，学生们往来穿梭，从大苏家弄的办公室到各个作坊协调瓷器的制造。
        尽管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瓷器的不一致和瑕疵还是出现了。那年夏天生产的超过三万件建国瓷被摆放在当地的基督教堂，这里是景德镇惟一空间足够大的，可以进行瓷器挑选的地方。最好的成品被精挑细选出来，提供给中南海的领导阶层。
        除了中央美术学院精心设计出来的国宴瓷，景德镇自身并没有好的瓷器样本，更谈不上在其基础上创作新的作品了。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总理着手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调集1000—2000 件瓷器，并把它们运送到了景德镇。
        1953 年10 月1 日的英文期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宣称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得到了复兴。文章并没有提及作为该事件诱因的建国瓷，而是聚焦于1953 年10 月开始的对15 世纪明代瓷器的仿制生产。文章报道称，景德镇高质量瓷器的年产量已经攀升至两千万公斤，据估计其数量达一亿四千万件。虽未言明专家们的最初任务，但文章说到，“专家们被派往景德镇，与工匠们一起讨论如何在质量上和图案上对瓷器进行改进，以及如何吸收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髓。陶瓷艺术家们引进了两千多种新的图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色地反应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6]
        到了1953 年的国庆节，刚刚制成的建国瓷在国宴上得到了使用。最精美的七千套被中南海怀仁堂选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其余的分别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以及崇文门的新侨饭店里用于宴请宾客。[7]
        1959 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梅健鹰和张守智提出建议，将国宴瓷的西式餐具和中式餐具合并成一套，以缩减空间。中式餐具中的冷盘还可以作为西式餐具中的餐位盘。他们的建议得到了采纳，饭店也很快地照做了。在建国十年庆典的时候，五千宾客在新完工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款待。
        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灾害过后，艳丽多彩的斗彩牡丹穿枝纹饰因其带有繁荣和富贵的寓意与当时的时代脱节了。虽然斗彩牡丹穿枝纹饰的设计避免了清朝明显的奢侈铺张感，但是它在大跃进的余波中仍然显得奢华。1965 年，北京饭店将其库存的建国瓷卖给了当地的一些小饭馆。今天，成千上万的建国瓷已经几乎销声匿迹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有惟一所知的一套。（图4）

结论

        1953 年，建国瓷的生产被认为是一项复兴景德镇制瓷业的政府行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把具有天资和技术的陶工和画工带回了景德镇，组织他们在作坊的生产，并给他们提出了专业的建议。周恩来从轻工业部那里意识到当地缺乏瓷器样本，因而从故宫博物院调集并运送千余件宫廷所藏瓷器至景德镇，建立了新的博物馆。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生产没有将复兴景德镇瓷器制造业作为其明确目的，但确实为其带来了有利的影响。建国瓷这项事业对于景德镇瓷器制造业质量与设计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注释:
[1] 本文基于张守智的文章《建国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宴瓷》（景德镇会议）以及2003 年2 月22 日、2011 年3 月和7 月对他的采访。感谢张教授，也感谢孟嗣徽先生的引荐。
[2] 陈万里对于磁州窑的热情，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84 年左右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宋代磁州窑的现代仿品展览。
[3]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经过两年的筹备，直到1956 年才成立。1999 年，它并入清华大学并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4] 建国瓷生产完成后，来自杭州的施于人被委任以建立景德镇陶瓷技术学校的工作。1958 年，该校与另外两所学校合并，成立了景德镇陶瓷学院。见《道与器》http://jdztc.com，2011 年6 月30 日访问该网站。
[5] 30 年后，在20 世纪80 年代，对瓷釉进行了含铅量的检测。慈禧太后喜爱的图案华美的“万寿无疆”餐具有20%-23% 的铅含量，这个数字在20 世纪50年代的瓷器制品中是适用的。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景德镇瓷釉中的铅含量已经降低至国际标准0.75%。美国的标准是0.3%，最严格的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标准为0.1%。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前，过高的铅含量导致了不少中国的瓷器画工早逝。
[6]“Porcelain Works Revived,” People’s China (Oct. 1, 1953), p. 39.
[7] 1995 年左右，张守智在新侨饭店吃晚餐，让他吃惊的是，餐桌上居然使用了青花斗彩牡丹穿枝纹饰的建国瓷汤碗。招待晚餐的主人是该饭店的一个投资人，是他说服了饭店经理让张守智得以使用建国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