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冠中先生相处的日子

朱仁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1964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8—1980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班，1964—1978 年任职于铁道部四方工厂。

1975 年6 月，待吴冠中先生完成坦－赞公务车厢中用的两幅画作《乞里马扎罗雪山》、《维多利亚瀑布》后，我陪同吴先生由青岛乘车经由上海返回北京，到上海是因为吴先生要去拜见他的老师林风眠先生。

列车到达上海站后，我把吴先生简单的行李存放在车站，便同先生一起直奔上海铁路局。因为路局就在车站旁，所以不用走许多路。找到路局办公室，我把铁道部援外办公室的介绍信递过去，请求他们为吴先生安排住处，并予以接待，哪里知道，他们根本就不理睬我们，让我们自行解决。我一听就急了，指着吴先生说，他是我国著名画家，是部里请他为我们生产的公务车作画，公务车是周总理代表国家送给坦－赞两国元首的礼品。然而这一切都说服不了他们，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离开路局，和吴先生一起到旅馆介绍处，请他们帮忙解决。经过一番交涉，总算介绍到上海扬子饭店。淋着雨，我扶着吴先生挤上公交车，好不容易找到了这家旅馆，经过努力，最后把吴先生安排到一个三人间，而我只能住十几个人的大间。我很抱歉没有给先生找到一个理想的住处请他多包涵，没想到吴先生倒先安慰起我来，让我不要有什么顾虑，他对这里已经很满意了，说从窗口望出去，视野很开阔，可以画一幅很好的速写，对吴先生的理解和宽容，我感到无限欣慰。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吴先生那儿去看望他，岂知，房间里没有人，我在那里等了一会，他从外面走进来了，见我在，就急着说：“年纪大了，睡不多，一早就出去散步，逛逛街市，觉得很轻松。”同时他还和我商量，今天要去看望林风眠先生，让我安排自己的事情。

“小朱，本来我曾想带你一起去，可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觉得这次你就不要去了，我先去看看他老先生的情况再决定你要不要去。”

我当然是很希望有机会去拜访林老先生，但也理解此刻吴先生的难处。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林先生不愿有人打扰；而吴先生也正处在“批黑画”的特殊时期，处境也十分窘困。此时的师生相见不希望有外人参与是很正常的。

吴先生近午饭时回到饭店，此时天正下着蒙蒙的细雨，吴先生的头发和单薄的外衣均被雨水打湿。见到我，他顾不上擦去头上的雨水和换下湿透的衣服，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到林先生家的情况告诉我。我止住他的谈话，跑到我的房间取来干毛巾，又拿了一件我的上衣，回到先生身边，轻轻地为他擦去头上的雨水，又催促他赶快换上干衣服，并为他取来一杯热水，让他赶快喝下去。

吴先生让我坐到他床边，慢慢地对我说起此番的经历：我到林先生的住宅，按下电铃，许久才听到有人走出来，门慢慢地开了，是一位老夫人，她板着脸问我找谁，我说找林风眠先生，她缓慢地回答：先生不在家，请回去吧。”接着就要关门，我有些急了，忙说，请你转告林老先生，门外有一位叫吴冠中的人求见。刚说完这句话，门就被关上了。又过了好一阵，我听到脚步声，门第二次开了，老夫人这次面部带着温情，向我表示了友好，并说：“林先生请你进去。”我进了门，老夫人快速关上了门，又把插销插上。在她的引领下，我走过一段甬路，进了住宅的门厅，此时林先生已经站在他的客厅等我了。我们很久没见，先生比过去清瘦多了。说着，吴先生眼角泛起泪花。

在我和吴先生交往的这段时间里，他曾多次向我提起过林风眠先生，对自己的恩师充满崇敬，对老师的绘画艺术以及作事为人都赞不绝口。此刻在这个特殊年代里能在先生的深宅里与老师重逢，可以说是“悲喜交加”。

吴先生擦了擦眼角，又平静地对我说，今年林先生已经75 岁了，但身体还硬朗，充满活力。画案上仍摆放着他奔放的画作，花、石仍那么强劲、潇洒，充满现代感，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艺术中的美与力。一代艺术大师，在晚年竟然落得如此孤独与悲凉，怎不让人唏嘘、哀叹！

此刻，我似乎又回到了崂山写生的现场，那石缝中挣扎着生长的棵棵青松，像长了双眼，直直地望着我们，被风吹着摆动起身躯，为我们——我和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和林风眠先生——师生的情谊所感动！

吴先生见着了自己的老师，到上海的心愿完成了。上海多雨的夏日，潮湿而又闷热，他很是心烦。我看到了他嘴角上起了疱，知道该是返京的时候了，就主动和吴先生商量起程的日子，他怕我辛苦，又不便催我购票，既然我主动提出，就说：“最好这两天就买票，能早些时间回北京更好。”我抓紧时间跑到车站，买车票的人山人海，到北京的更是挤成一长排，我站了一上午无功而返。回来后，吴先生见我劳累的样子，就对我说：“我有一个熟人，不知现在能不能找到他，下午你和我一起去找他，碰碰运气吧。”

吃过午饭，我随着吴先生乘车去了浦江大厦，到服务台询问他认识的那位小许，服务台告知我们小许一会就下来。请我们耐心等一下。很快，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走出电梯，眼睛四处寻找着什么。吴先生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

“小许，我们在这里。”他听到叫声转头看到了我们。快步朝吴先生走过来。

“吴先生，您好，怎么不早来个电话，让我去接您？”小许拉着吴先生的手，不停地摇着。

“吴先生您来得太好了，我真想到北京去看望您啊！您的身体好吗，到我的办公室去坐，看看我最近的画作。”

吴先生看他激动的神态和一连串的话语，就用平静而又亲切的语气对他说：“小许，他是小朱，此次是他陪我来的，我刚在青岛画了两幅车厢里用的画，到上海是看望我的老师，现在事情都做完了，准备返回北京。”

吴先生还没说完话，小许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我们到他的工作室坐坐，盛情难却，我们只好随小许乘上电梯，到了三层他的工作室，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大部分是他的画作，画架上还摆着正在创作的作品，我们坐定后，吴先生急着说道：“小许，今天我来是请你帮忙的。”

“吴先生有什么事请您先讲。”

“我们要回北京，你能不能帮忙给我们买两张车票，最晚是后天的，一张软卧，一张硬卧。”

“这没有问题，我找车站的朋友请他帮忙，您放心吧。到时我接您去车站，把车票交给您。”

说着小许就忙着搬出自己的作品，请吴先生指导，此刻吴先生的心思已不在这上面，就匆忙地看了看，说了些应该注意的话，就和我一起离去。在回来的路上，吴先生把和小许结识的经过告诉了我。

“文革”前，吴先生带学生去江南写生，途经上海，住在浦江大厦，偶然的机会小许知道了吴先生住在饭店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找到吴先生，请他为自己指教画作。这样小许和吴先生就认识了。再以后，凡吴先生到上海，小许就尽力安排吴先生住浦江大厦，这次吴先生并没有告诉小许他到上海的消息，所以他感到突然。

回到饭店，我感到很劳累，就倒在床上睡了一会，醒后，觉得全身酸痛，头也不舒服，晚饭强撑着陪吴先生去外面吃了点饭。

一夜的高烧。

清晨，吴先生外出散步后，仍不见我去找他，就来看我，一见这种情况，他着急了。我见他这个样子，就对他说，我躺一会就会好的，让他不要担心。他出去了一会，回来时带来了退烧药，说是找服务员要的，让我赶快吃下去。服了药，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近中午时，我醒来，觉得身体好了些。

下午三点的车，一点多钟，小许从饭店借了辆小汽车来到饭店接我们一起去火车站，小许见我这个样子，关心地问我，你身体怎么样，能行吗？我强打精神，让他放心，我会平安地把吴先生送回北京，同时我把所需费用交给他。让他回去了。

车站上的人很多，秩序很混乱，我们找了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坐下，吴先生自己去取了行李。回来时还带来一包药和一杯热水，露天地，因为没有阳光，还不是很热，我不忍心让吴先生为我端水，让他也找个地方坐下。

检了票我和吴先生相扶着往车厢走去，找到硬卧车，吴先生让我躺在铺上，把药帮我吃下后，独自往软卧车厢走去。看着吴先生背着行李的背影，我从卧铺上硬撑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真是的，我怎么这么无能，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我在恨自己。吴先生已经过了另一个车厢，我闭上了眼，眼角流下了泪水，不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急刹车把我从昏迷中惊醒，头痛得轻些了，感到身上有件衣服，从我身上滑下。这不是吴先生的上衣吗？他什么时候给我盖在身上的我全然不知，正在我为他没穿上衣而担心他着凉时，吴先生已从他车厢方向朝我这里走来，手里还端着冒着热气的水杯，只是身上只穿了件背心，我猛地站了起来，晃动着身体快步迎了过去。吴先生急走两步扶住了我，把我又送回到铺上。

“快躺下，我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吴先生快把衣服穿上，您可千万不能生病啊，我年轻，没有关系，这不，吃了您买的药，又睡了一会觉得好多了。您放心回去吧。”

没想到，吴先生不仅没有回软卧车的房间，却在我的铺边坐了下来。我怕感冒传给先生，故尽量离他远些。

“小朱，我先在你这坐会，一是给你倒杯水，二是我不愿回到包间，因为那里还有一位法国女人，我不想与她说话。”

说着吴先生又拿着杯子，为我倒水去了。回来后，他让我凉凉后尽快喝下去，从他那望着我喝水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母亲的身影，每当我生病时，她总是坐在我床边，看着我喝水的眼神中充满亲情和关爱。

我喝完水，就让吴先生快回到他的房间，不去理那个外国人就是了。他怕在我这里影响我休息，就很不情愿地起身，无奈地离去。

不知车到了哪一站，此刻吴先生又匆匆地走到我的铺边，慌忙地对我说：“小朱，这会我可没有办法了。”

我被他惊慌的样子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问：“吴先生，您先坐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没法在那待着了，因为她知道了我懂法语，就不停地和我说话，没有办法，我只好离开，跑到你这儿来坐。”他定了下神，把刚发生的事对我说了：

“我回到软卧后，看到那个法国女人正躺在铺上哼叫，脸色苍白，我赶快去找来列车员，因为语言不通，列车员无法得知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在这关系到吃药治病的大事，我不能不开口了。原来她是肚子痛，要求能有可治疗的药服用，我把这个情况照实对列车员说了，请他尽快去取药，最好能有专业大夫给她诊治一下。后来这些事都做了，那位外宾也平静了下来。不过，她已经知道了我懂法语，便开始了与我的对话，当然主要是讲一些礼貌的感谢我的话。接下来又要说些别的，我告诉她大夫交待的注意事项后便乘机走了出来。”

吴先生不愿和外宾说话，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吴先生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此刻吴先生不愿意再有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我理解吴先生的心情，但是总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就劝说吴先生回软卧住下，有什么问题，由我出面澄清。吴先生毫不情愿地离开我，走时还摸了摸我的头，让我别忘了吃药喝水。

一路平静，站站停过，车近北京时，我的身体也基本好了，就背上包，走到吴先生的软卧车厢，帮他拿行李，准备下车。见到吴先生的同时，也见到了那位让吴先生不安的法国女人，她是一位文雅的中年女士，眉目间流露着和颜悦色，我主动地向她问好，她伸出手表示友好。吴先生紧绷着的面部恢复了常态，他带着微笑，向她介绍道：

“这是我的朋友”。

我赶忙纠正说：“不，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包间里欢笑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