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

200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

获奖理由：质问社会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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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简介：雷姆•库哈斯，1944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幼年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后移居阿姆斯特丹，早年曾从事剧本创作并当过记者，1968至1972年他转行学建筑，就读于伦敦一所颇具前卫意识的建筑学院Architecture Association School。从那时起，他对当代文化环境下的建筑现象就开始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趣。1972年，Harkness研究奖学金使他得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1972至1979年间，他曾在当时建筑界很知名的Ungers事务所以及Peter Eiserman的纽约城市规划、建筑研究室工作过，同时也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执教。1975年，库哈斯与其合作者共同创建了OMA事务所，试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探讨当今文化环境下现代建筑发展的新思路。

设计评价：
当新千年来临，陪审团选择这样一位与未来风格搭调的建筑师，看起来是很合时宜的。实际上，库哈斯已经被称作新现代建筑的先知。无怪乎现代艺术博物馆两度办展，专门讨论他的设计想法。——凯悦基金会主席托马斯•普利兹克评价。
雷姆•库哈斯被认为是当今建筑界最有天赋和创新能力的建筑师之一。这位引人注目的荷兰建筑领袖的活跃的思想、辉煌的概念以及让建筑物歌唱的能力，令他赢得了当代设计永恒的明星地位。——普利兹克评委会主席布朗卡特评价。
作为一名建筑师/哲学家/艺术家，荷兰人雷姆•库哈斯已经扩展并继续扩展我们对城市和问题的观念。——普利兹克奖执行董事比尔拉齐评价。
库哈斯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不断模糊城市设计和建筑之间边界的精彩项目。他有着难得的天赋和能力，能思考从最小的建筑细节到区域总体规划概念的设计问题。普利兹克奖执行董事比尔拉齐评价。

作为记者和建筑师的社会家
库哈斯曾是一名记者和剧作家，但发生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68风暴”使雷姆•库哈斯转变为一个建筑师。“我乐意用记者的眼光来看。观察世界，观察我们的周边环境，然后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参与其中，这就是我要做的。”虽然他的记者身份在“68风暴”之后便已告终结，但其记者的血液却依然流淌。建筑成为他发掘和制造事件的方式，而他将记者对事件的本能关注带入了建筑。记者和建筑师是库哈斯硬币的两个面，或者说是他的双重生活。
一旦库哈斯感到有事发生，他身体上媒体器官就像摄像机、答录机、话筒一般反应极快地调节起来，迅速地进行记录、提炼、加工、合成、消化、咀嚼和反击。这种敏感度进入了建筑，就会变得很危险。而库哈斯选择将之作为他一生的工作，他因此区别于所有其他建筑师。库哈斯是第一个有系统地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建筑融为一炉的建筑师。他使建筑不再只是个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反应堆。
“前进，再前进”的无限创新
“建筑最有趣之处是，它总是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在库哈斯眼里，形式的美丑不是第一位的，对当地文化的捕捉解读乃至创造性的再操作是他的兴趣。他似乎总是走在潮流的前沿，他的“前进，再前进”的理论，和平庸扯不上半点关系。他对新事物始终保持着不息的热情、不衰的兴趣；他想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端，这也正是他建筑创作的基础之一。
雷姆•库哈斯在普利兹克授奖仪式上毫不客气地说：“我们仍沉浸在砂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
库哈斯的“大都会建筑”
如同半个世纪之前由柯布西埃及其宣言《走向新建筑》发起的“新建筑运动”一样，在《癫疯的纽约》的回溯性宣言或者OMA之后，则是由库哈斯领军的“大都会建筑运动”。但是和“新建筑运动”抹去一切“旧建筑”，消除一切真实痕迹，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城市不同，“大都会建筑”则依赖于其所在的大都会既有的社会结构──使大都会得到它自己特有的建筑：“新建筑”消除了“拥挤文化”中的密度，使之变得平均而标准，秩序井然同时毫无生趣，而“大都会建筑”则通过建筑链接了大都会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剧了旧有事件之间的摩擦、碰撞、融合，使建筑本身成为城市某种程度上的中心，或者一个独立的“城中城”；在“新建筑”中，建筑控制了一切：办公是办公，购物是购物，住宅是住宅，稳定、对称而平衡，而在“大都会建筑”中，物质化的建筑不能控制什么，它只能诱导和催化，而真正的建筑则是其中自发自长（或凋谢）的内容，流变而不稳定，物质建筑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这种内容的总体平衡，同时又加剧了个体之间的差异。
“建筑师时代建筑师的建筑师”
库哈斯的日本建筑师朋友伊东丰雄称他生产方案的速度如同投球机自动发球。这个投球机既要实现宣言，又要维持高密度的出球频率，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军团。如果说库哈斯的革命理想和颠覆性批判是一种思想暴力的话，这个军团则是他实施暴力的机器。OMA军团最早担负起这个工作，《癫疯的纽约》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种危机感中，OMA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运作：工作太多，时间太短，人手太少，以及压力最大——库哈斯要求太高。库哈斯力图使OMA成为大都会的血和肉，借此全力以赴地介入大都会。
OMA的流动人口的确构成了自己的建筑师家族。清点OMA历代员工的名单，可以找到以下名字：Zaha Hadid，MVRDV，FOA，NOX，Gigon & Guyer......这些名字构成了国际建筑师星运图上的重要坐标，他们都多少曾在OMA的受虐中受益。OMA成了一个庞大建筑师家族的“祖母”（“祖母”是OMA在荷兰母语中的原义）。而库哈斯所扮演的角色就像《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库哈斯：“建筑师时代建筑师的建筑师”。
90年代起，库哈斯开始借助传真机、手机和网路等虚拟通信对OMA 进行“遥控”：概念指导，监控进度，而不直接操作设计。OMA是他的千里眼、顺风耳和造物手，使他在办公桌后、机场候机厅、旅馆客房和任何地方依然可以盖房子。这使他有更多的时间介入到和业主、媒体、当地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交流中──和业主与当事人的协调是库哈斯热衷建筑的一个原因，也是他的能量来源（他仍然像记者那般关注别人远胜于关心自己，以至于他认为自己设计一个房子“太唯我”，“不会有任何火花”）。大的进展滋生出大量比建造本身更有价值的资讯。此时，他需要的是一个能量库、一块中央处理器，能够在OMA的专案设计之外，协助他完成对庞大资讯的处理。
无限争议性
虽然库哈斯领导自己的工作室（OMA）进行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常常让人刮目相看，而他过激的言辞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又时常引来针锋相对的论争。他曾在一次日本国际跨学科研讨会上痛贬艺术，还在自己的课堂上对一位看好荷兰建筑的评论家冷嘲热讽，指出其目光狭隘，招致一些学生在杂志或学校的出版物上写文章遏制库哈斯的“嚣张”。带着这股嚣张，库哈斯的CCTV大楼设计方案获得了认可，并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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