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研究的当代视角
内容摘要
本文提出包豪斯的核心价值在于设计教育的理念，即通过设计教育完成社会改造、服务大众生活，这一理念的强大的凝聚和延伸力量成就了包豪斯的历史价值，使之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达到认识论的伦理学高度。
站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思考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具体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敏感地把握时代的变化，勇于发现问题并结合教学的实际推陈出新，寻求切实的解决办法，是包豪斯的重要价值。从教育理念而非课程本身出发的角度既是传统包豪斯研究所缺乏的，也是当代中国设计教育中最值得参照的内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包豪斯的理想与实践应成为对照解决当代设计教育功利化问题的借鉴。
一、 设计教育与转型期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艺术设计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干预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设计需求的扩大和对设计质量要求的提高使设计的人才培养问题日益凸现出重大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关系表层的经济效益，而且潜在地表现为一种对文化的重构。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设计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标志了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展示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视野和价值趋向。在这种情况下，以设计教育为突破口，带动产业经济的整体发展，从而有力地提升综合国力和经济竞争力，成为国际公认的战略决策。英国把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国家政策并取得可观成果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的竞争，而设计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设计教育的水平。因此，对设计教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研究不仅是设计学科自身不断完善的基础，而且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前景和民族的未来。
当下我国正处于新的社会转型期，即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型。这意味着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被新兴的以信息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替代。面对新的社会需要，艺术设计和设计教育的发展路在何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认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包豪斯学校所创造的成就，在今天看来，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因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同道者创办包豪斯的时代正是传统的手工艺生产时代向现代工业时代转型的时期。包豪斯当年所面临的困难和在困境中奋斗的历程，包豪斯师生团结一致共同向一个目标和理想奋斗的精神，以及包豪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上，对设计教育的社会责任的理解、对设计教育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实践，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1953年包豪斯的第三任校长、著名的现代主义设计师密斯·凡·德罗在格罗皮乌斯七十寿辰纪念演讲中说：“包豪斯是一种理念。包豪斯给予世界上一切进步学校以惊人影响的原因，在于他们追求一种理念这样一种事实。这些影响不是通过组织和宣传带来的，只是因为这种理念具有强大的延伸能力”。[①]这段话成为包豪斯研究最贴切的注脚。对于20世纪以现代主义设计为标志的设计大发展，以及现代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现代性形成的贡献，包豪斯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理想与理性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工艺与工业之间，包豪斯所作出的教育方向的改变，课程设置的改革，各派纷争的调解，都可看作对社会转型的调整和适应。
从宏观的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到微观的具体的设计基础课的教学，包豪斯是一个值得不断挖掘的宝藏。今天，我们对包豪斯的态度，对包豪斯的争议从根本上说是对包豪斯价值的认定。在设计教育乃至人类的现代化生活中，包豪斯不仅是亲历者，更是亲为者。1919年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发表的宣言是整个人类向美好生活的宣告，而包豪斯此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则可看作这一理想转向现实的过程。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新的时代的转型期，我们的设计教育应何去何从？设计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学科内部，更在于它的社会属性，即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也许是今天的设计教育最需要的启示。
二、理想与功利：中国当代设计教育的反思
包豪斯是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无论从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宣言》中描绘的艺术家与手工艺者平等的地位和共同劳动生活的美好图景，还是迈耶的纯粹功能主义的教育方向，包豪斯的核心内容都是为社会的理想而奋斗。因此，包豪斯常常被认为是极左的，是民主主义的，是共产主义的。不可否认，尽管从一开始，格罗皮乌斯就努力把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学校的教育导向分离，但是作为一名怀有良知的精英知识分子，格罗皮乌斯在教学中强化了作为社会的个体的人对于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包豪斯的一系列改革从表面上看，是设计风格的转变，实际上是对设计的现实意义，对设计在德国战后重建以及赢得新的经济竞争力方面的作用的深入思考。包豪斯的著名教师纳吉在1919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在战争期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而现在，我愈发感到了这种责任有多么重大。这种意识在不断地向我发问：在这个社会剧变的时代里，当画家是对还是错？在每个人都必须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假想自己拥有一种特权，可以率性去当一名艺术家？过去的100年间，艺术与生活各不相干。个人沉醉在艺术创造里，对大众的幸福毫无贡献”。[②]战争的洗礼和战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使得大批画家在包豪斯选择了设计的道路。包豪斯的理想在早期带有“工艺美术运动”的乌托邦色彩，而在德绍时期，这种理想中与时代发展方向不符的部分被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需要所取代。但是早期包豪斯对于通过设计教育建立美好的人类生活环境和满足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并没有改变。正是理想和信念使得包豪斯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理解即使在衣食不保的情况下，包豪斯餐厅中关于理想的讨论仍然热火朝天。我们也无法解释格罗皮乌斯以及他的继任者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抛弃个人利益，坚持三迁校址，为包豪斯的复校进行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无法说明包豪斯在短短14年的颠沛流离中如何能够集聚当时各种流派和思想的精英人物，以及作为一个设计学院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巨大价值和深远影响。因之，本文认为在包豪斯，设计教育的核心内容不是课程设置或者教学方法，而是设计教育的理想与使命。而这一点也许正是当代中国设计教育最为缺乏的。
时至今日，我国的高等设计教育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机。高等院校的数量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科之间的综合化发展也不断增强，但是就设计教育本身来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设计教育的功利化。盲目扩大招生的后果是，学校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无法满足学生数量的不断膨胀，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许多学校，为了在生源竞争中取得先机，虚报研究成果，在教学中生搬硬套。对于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对于学生的就业情况无从考虑或者无暇顾及，学生在学校中获得的技能大于知识，甚至把技术训练作为设计教育的主导方向，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职业技术学校混同。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课程设置和师资混用，教育教学急功近利，学生和教师往往不能安心教学，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课下兼职谋生的方向上。这也是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20多年仍停留在技法传授的主流上的根本原因。设计教育的理想沦陷，设计教育的社会归属失落，成为当代中国设计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我们缺少的正是包豪斯当年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坚守，缺少的是对设计教育的职责和使命的认同，缺少的是格罗皮乌斯这样具有远见和热情的改革者。今天表面上声势浩大的教育热潮背后所潜藏的危机是我们必须警醒的，如何使设计教育在“泡沫经济”和消费文化的社会状况下，建立设计教育的自律和自觉，显然我们需要比当年的包豪斯更大的勇气与魄力。
三、延伸的理念：重提包豪斯的现实意义
包豪斯的时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质产品相对匮乏的工业时代迈入物质丰裕的繁荣时代，人们对设计的需求也从单纯的使用功能和交换功能扩展到符号功能。设计不仅是物，是商品，而且成为潜在的以符号支撑的象征化的价值体系。供大于求的市场使设计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设计的经济和文化附加值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设计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深刻的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包豪斯究竟有哪些现实意义？关于包豪斯是否过时的讨论充斥在各种设计批评的刊物中，而从西方的研究情况看，60年代至80年代是包豪斯资料档案集中出版的时期，此后对包豪斯的研究显然也进入了低谷，包豪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那么，包豪斯是否真的过时了？
本文认为包豪斯作为设计传统的一部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设计界来说，重要的不是过时的问题，而是研究不够的问题。包豪斯的本质是一种设计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而不是工具和技术操作。如果从直接可以拿来的具体经验（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课程安排等）来看，包豪斯的这些成就作为工业时代设计教育初创时期的方式与方法，显然不能满足当下设计教育的要求。按照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全盘照抄和模仿，只能对设计教育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从包豪斯移植的设计教育方法和内容必然要经过重新的审视和检验。从这一角度说，包豪斯当然是过时的。这种过时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包豪斯的意义并不止于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正如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典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淹没它曾经闪耀的光辉一样，包豪斯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内在的精神和理念。包豪斯的理想是通过设计教育责任的培养建立合理生活方式并完成社会的改造。这一理想首先体现在它的宗旨是为大众生活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包豪斯的大众是人民的，是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这既造成了包豪斯命运的多舛，也是包豪斯价值的根本。无论初期在“工艺美术运动”影响之下对传统手工艺的依恋，还是后期坚定地站在工业时代生产的立场上，无论格罗皮乌斯的“理想社团”的主张，还是迈耶的集体工人住宅的建筑设计方向，包豪斯为大众生活设计，通过设计为广泛的社会大众谋求福利的原则是一致的。在包豪斯，理想和未来是学生们最为热衷的话题，正是理想的力量帮助包豪斯创造了设计教育史上的神话。
反观消费社会中，设计教育出现的诸多问题，不能否定理想的动摇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设计教育的整个体系中，如果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是主要结构，那么支撑起这些内容的支柱就在于设计的目标和理想。如果支撑点发生了动摇，那么整个教育的体系就必然面临崩塌的危险。在消费社会中，设计教育本身也面临着市场的竞争和选择，因此受到的诱惑和吸引也比包豪斯当年的状况更加复杂。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定地把握设计教育的方向，把握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根本目标，从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制定教学内容和方法，既是包豪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也是最有益的启示。
第二，包豪斯的理念体现在它始终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思考设计教育的问题，并且锐意创新，勇于改革。从1919年发表的《包豪斯宣言》到1923年的《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同道者敏锐地发现了继承自中世纪行会的手工艺教育模式再也无法满足设计教育所处的时代即工业时代的生产要求，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是有悖于时代发展的。因此，格罗皮乌斯在行动上果断推翻了最初的构想，弃用伊顿，排除表现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干扰，将包豪斯引导到工业生产上，并在与企业的合作和生产实践中进一步确定和完善了这一发展方向。从而使包豪斯真正在工业社会的价值系统中，奠定了作为现代设计学校发展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格罗皮乌斯显然比莫里斯的理想更加切实。了解时代对设计的要求，站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思考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具体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敏感地把握时代的变化，勇于发现问题并结合教学的实际推陈出新，寻求切实的解决办法，这是包豪斯的另一重要价值。
第三，将设计教育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立场和方法上。包豪斯的发展历程不仅是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过程，同时也是用科学的视角和方法对设计教育进行探索的过程。从传统的美术教育中分离出来，按照设计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建立科学的基本框架是包豪斯的重要贡献。从“三大构成”开始，到基础课设置、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包豪斯走出了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学院派美术教育的道路。从理性分析出发，结合材料、加工工艺和生产要求，将设计教育按照科学的引导，建立起既独立又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教学体系、管理体系和评估体系），这种科学的教育观有利于减少人为因素对设计教育的影响，使设计教育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
理想作为指路明灯，无论对于个人的人生发展，还是一所学校的声誉贡献而言，都是第一要著。以知识经济为标志的非物质社会的到来正在使设计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这一转变为设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和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育体系，从而有效地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跨越，使设计真正成为主导和增值经济文化实力的力量，无疑是当代设计教育的核心问题。在消费时代的今天，我们的设计教育面临着包豪斯当年无法设想的优越环境和发展空间。美国著名学者、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塑造者丹尼尔·贝尔断言，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将成为信息时代的中轴结构。所谓中轴结构，即作为其它结构的中心、被其它结构所环绕的那种组织结构。[③]表明了大学继工业社会中的工厂之后，成为新的时代发展的中心和首要机构，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是信息时代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在这当中，设计教育因为直接以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内容，与日常生活产生直接的关联，更加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纪是设计的世纪，设计作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设计发展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推动力，设计教育被赋予了更大的使命。设计教育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一个学校、一个国家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艺术化生活理想的实现。有资料表明，艺术设计专业已经成为近年我国高校招生中最为热门的专业之一。招生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使得设计教育正在成为产业领域价值提升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砝码之一，它的发展能最大程度地带动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提高设计产品的品质，并发展成具有创新性的品牌体系和文化理念，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创造”。设计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内在地承担着提升人文素质的任务。因此，设计师的职业道德和伦理问题显得越发重要。设计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消费社会中暴露的诸多设计问题使得设计教育的任务更加艰巨。
在这种情况下，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是解决社会转型期设计教育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样站在时代发展的转折点，包豪斯当年的经验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本文强调包豪斯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教育理念，即通过设计教育这一途径完成理想社会的改造。它的理念超越了狭义的设计教育本身的范畴和内容，而指向认识论的伦理学的高度。包豪斯的实践表明，设计教育是设计方法和设计思维的培养过程，也是设计师人格锻造的过程。包豪斯开展的不仅是学校教育，而且是社会教育和道德教育。作为一所学校，包豪斯传授的是设计教育的方法，它是“为设计”的，而“为设计”的最终指向是国家和社会，是设计教育的伦理和责任，因此它的根本目标是“为社稷”的。包豪斯的成就应归功于包豪斯人内心深处共同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理念支撑着包豪斯宏观地把握了转型期社会的矛盾和要求，将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统一起来，完成了设计教育从无到有的奠基，发挥了设计教育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能动作用。“为设计，更为社稷”是包豪斯理念的精髓。
“以史为鉴，以知兴替”，我们对包豪斯的态度应该是一种站在时代发展高度上对设计教育历史事物的客观审视，我们的继承和批判应基于时代发展和大众生活需要的角度。从这一角度看，包豪斯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设计教育的探索，更是社会理想的实践过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包豪斯高举的理想主义旗帜和理性主义的设计教育原则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来，并且因为对教育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传承创造，对设计教育的科学观的把握而超越于时代。这些内容是包豪斯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是本文重提包豪斯的意义所在。
[①]1953年5月18日密斯·凡·德罗在格罗皮乌斯七十寿辰纪念会上的演讲，引自[日]利光功：《包豪斯——现代工业设计运动的摇篮》，刘树信译。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②] [英]弗兰克·惠特福德：《包豪斯》，林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2－135页
[③] 秦麟征：《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信息社会》，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