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间：一位锦衣夜行的“乡贤”——怀念吴劳先生
- Update:2010-02-25
- 杭间
- 来源: 装饰2010年第2期
吴劳先生活了94岁，去年年底离去了，这是一个民间说的“成仙”的年龄，我听到消息时就想，先生上了天堂，所以我在去看吴师母赵昔先生的时候，没有悲痛而是很平静的对也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她说：按我家乡人的说法，吴先生的故去，是一种“喜丧”，师母只需保重自己便好。
吴劳先生正是我的“家乡人”，他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现为义乌市）下湾村，我出生在义乌县的江湾村，两个地方大约相隔20公里，1933年他毕业于义乌最有名的中学——浙江省立义乌中学，44年后，我也毕业于同一所中学，那是一所1949年前原名叫“中正中学”的老中学，校址建在义乌最大的文庙旧址上，我在读书的时候，大殿已经无存，但基础还在，刚到北京时去白家庄看望这位我早已仰望的“乡贤”，我们的话题就从回忆文庙开始。
这么多年，很少有人知道我和吴先生是“老乡”，原因很简单，一是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时候，吴先生在位尊为学院领导，自己虽然是一介年轻学生但却也不愿借“乡贤”同乡的名声为自己找些庇护，当然更不想为先生添麻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时我觉得吴先生已全无“乡党”的概念，记得备考时我的美术老师转弯抹角找来吴先生的通讯方式，鼓励我与先生联系，而我在焦急等待中得到的是他在毛边纸上毛笔书写的只有三句话的回信，勉励我努力学习、热爱艺术，同时寄我一本当期《装饰》杂志。对艺术院校考试没有经验的我全然不得要领，以当时义乌人的思维觉得吴先生外出多年“家乡观念”可能已经很淡薄了……
转眼我在这个学校也已经学习生活了近28年了，也早已超过我在义乌生活的时间，我从一个血气方刚的爱好艺术的文学青年，在这所学院成长为一位过了不惑之年的成熟的专业教师，也早已理会一个艺术家的“家乡”观念究竟是什么内容。
成语中有句名言在义乌得到特别的重视：“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例如义乌人很为冯雪峰遗憾，当年作为参加红军长征唯一的职业文学家，鲁迅和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之间沟通理解的桥梁，建国以后的他应该很能为家乡扬眉吐气，但他老人家性子太耿介，最后的“处境”连他的老部下周扬都不如，干脆以“右派”结束；吴晗是另一位曾被义乌人寄予希望的“乡贤”，西南联大时何等风光，但他好好的史学家不做，在北京市副市长任上支持《海瑞罢官》，最后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之一。于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吴劳先生便成为我的家乡在位的最大的“官”了。但吴先生似乎不领情，很久以来并未为义乌人谋些“福利”，也几乎不回老家。在自己接受学院和北京熏陶二十余年后，我也终于略略窥到一点自己与家乡人之间的因时间和地域所产生的距离，但我那时也同样不能理解，一个1934-1937年就读苏州美专，1937年考入杭州艺专雕塑系，杭州沦陷后旋即参加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1938年即奔赴延安，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不久就担任晋察冀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教员的家乡人，他的内心世界究竟还能否以“老乡”的尺度去衡量？
我想义乌人最大的悲哀是可能至今也不清楚吴劳先生对中国艺术的贡献何在。
家乡人大都知道吴劳善画虎，吴劳画的“虎”在义乌“洛阳纸贵”比张善子还有名，记得自己也曾受人之托向吴先生求过虎画。后来才知道“画虎”并非他的“正业”，开始时是行政事务繁忙时的修身养性和应答酬酢的产物，画到后来，却也一发不可收拾。他的“虎画”兼工带写，生动传神，自成一格，可以看出作者当年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功底和推陈出新之力。曾是苏州美专和杭州艺专两所著名美术学校的学生的他，在解放区主要从事的也是美术工作。1941年，聂荣臻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大幅画像的任务交给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无法绘制国画或油画，吴劳先生以木刻创作完成了这项任务。1942年，他还为张腾雷编写的边区小学教科书绘制木刻插图。1945年至1948年间，他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讲授中国画，同时参加土地改革和旧年画的创新工作。他同版画家彦涵、姜燕到华北年画集散地——河北武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大批年画，聘请民间画师和刻、印、装裱人员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指导年画创作，自己并创作年画《王秀鸾》。吴劳先生与同时代用笔投身革命的文艺家一样，走的也是“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我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录取通知书不久的那段时间，我常常要给周围的人解释“工艺美院”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它与“中央美术学院”有何区别。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今天以小商品市场而闻名全国的义乌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听到“工艺”两字时的那种“暧昧”的遗憾。我想家乡对拥有吴劳先生的自豪是盲目的，吴劳先生在1950年代作为文化部的代表参与筹建了这所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设计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校，老家的大多数人今天仍然不很清楚他的意义，就像无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新中国早期展览艺术的开创者一样。
我常常在吴劳先生和他们那一代人如张仃、庞薰琴、陈叔亮等先生的履历面前落寞沉哀，历史如同一面专门为后人做的镜子，当我看到吴劳先生的生命纪程中有：
1948年底，随入城大军进驻北京，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1949年，任第一届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总设计师、美术设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参加北京军管会美术工作队。
1950年，完成胸像雕塑《白求恩》， 8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1950年-1951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社长，承担各种大型会议布展、展览设计以及大型广告的设计绘制、纪念章的设计制作。
1950年9月，被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聘为专门委员；同年9月至1951年6月，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兼任副教授。
1951年 11月，赴印度参加孟买国际工业博览会。
1952年，7月参加巴基斯坦国际博览会，8月参加民主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
1953年11月，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1953年-1954年，任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展览工作室主任。
1954年，任苏联展览馆中国方面的美术总设计师。
1955年，2-6月参加法国里昂国际博览会，任中国馆美术总设计师。
就深深为吴劳先生“惋惜”。作为一位文艺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以后理应回归专业队伍，那才是艺术永恒的不二法门，可他为了宣传新中国的成就选择做了展览设计师，那个年代，展览是先有革命理念的展览，展览的艺术在革命内容面前简直不成比例，因此专业的前途十分不明确，但吴先生似乎乐此不疲，这从他1958年写的那本可能是中国二十世纪最早的《展览艺术设计》著作上可以看出来。但“惋惜”过后更多的是感动，因为这种可称为“牺牲”的举动背后是有理念支撑着的，我一直认为，从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深藏着一条绵长不息的追求“艺术为民生”的理想，庞薰琴、雷圭元、张仃如此，吴劳、陈叔亮亦如此，革命者首先也是一个有血肉、有思考的人，只有理想才能让他们牺牲自己，这是未来时代的人们不从彼情彼景去理解就不能知道的“牺牲”的真正含义的秘密所在。
吴劳先生在学院几代同事的回忆中无一例外被称为“好人”，即使在那人性最能丑恶展现的年代，他也一直与人为善，从未“害”过人。但他不是被动的“弱”，而是坚守着做人原则，是耿介着的不屈。“吴劳大事不糊涂”，这一句同代先生们的评价貌似调侃但却蕴藏着穿越历史和道德时空的赞扬。我每当听到这样的议论，便在心里由衷地为自己是“义乌人”高兴，我会很絮叨的对他们说“义乌”这个县名的来历，告诉这个秦代就已建制的县原名“乌伤”，是为了纪念一只古老的泣血衔石、帮助无钱葬父孝子的乌鸦而得名，告诉明代戚继光抗倭时东南沿海已无兵可招，而从义乌招兵成就一代英名的“戚家军”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吴劳先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任上时还兼任过《装饰》杂志的主编，1958年《装饰》杂志创刊时，他就是重要的参与者，与张光宇、张仃一起任执行编委。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工艺美术综合性学术刊物，对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无独有偶，在吴先生离休以后的十二年后，我也曾担任了这个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我似乎觉得时空突然浓缩了我和吴劳先生45年的年龄差距，让我这个小老乡追随吴先生的足迹前进，所不同的是，我的成绩与先生相比差得太远，我只是在和平年代在前人栽下的并已成长的大树底下经营着那些未尽的事业，理论上说来这是一种前赴后继的使命，但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究竟能做到哪些，时代的局限可能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宿命。
吴劳先生和张仃先生、庞薰琴先生、雷圭元先生、陈叔亮先生是在1979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开始时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新的领导的，复出时大都年已过六十的他们那一辈人在为学院体制的恢复、教学秩序的整顿、教学力量的充实、学院前景的规划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学院历史的辉煌时期，一个群贤毕集、思想宏富、眼光远大的时代。
所以吴劳先生大约七十岁以后才从容回过义乌，这时的老家也处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听说他为城市的发展、城区最大的江滨公园的规划和设计还提出过热情的意见。但在我看来，吴先生迟暮的还乡，也还是“富贵夜行”了。我突然觉得对于这条民谚，可能要重新作些解释，历史上“回故乡”可算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既有中国农耕社会中对于理想实现后与出生地的时空互动的“衣锦还乡”式的价值观体现，同时对于更多的从家乡走出去在外面世界经历了人生体悟的自明者来说，回故乡只是一种心灵的回家，而在这群人中，“锦衣夜行”是一种最美的回家方式之一。
吴劳先生就是我的这样一位“乡贤”。
2010年元月九日 北京清华园
发表于《装饰》杂志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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