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忆恩师张仃
- Update:2010-04-29
- 杨先让
- 来源: 装饰杂志官方网站
2月22日我正在厦门鼓浪屿。女儿杨阳忽然接到清华大学打来的电话，说张仃先生昨天去世了。在北京时，李召师母曾说：“他（张仃先生）住院后，我有思想准备……”这一年来先生的身体是每况愈下，毕竟是94高龄之人了。这使我不能不想到60年以来的往事。
1948年夏我由国立东北中学高二级辍学，准备赴南京投考国立剧专。身上揣着一封给欧阳予倩校长的介绍信。路经北平，遇到同乡高班同学王家树，是他说服我报考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图案料，结果我俩都被录取了。
第一学年预科，什么都要学。我的图案作业在孙昌璜先生推荐下获奖了。王家树的素描也同时获奖。当时图案科主任是叶浅予先生。
紧接着北平和平解放。张仃先生与胡一川、王式廓、王朝闻、罗工柳是接管北平国立艺专的党代表。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当他们五位党代表与徐悲鸿校长见面交谈后，徐悲鸿当即定王式廓为正教授，胡一川、王朝闻、张仃为副教授，罗工柳被定为讲师，而且还是级别不高的一级。时任文化部长的周扬为此曾找罗工柳询问会不会影响工作。罗工柳回答不会。直到1950年后徐悲鸿才对罗工柳刮目相看，而且改为教授，并要求把罗工柳从抗美援朝前线调回学校，请他协助负责绘画系工作。后来大家估计，很可能是罗工柳当时创作了《地道战》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两幅大油画的缘故。因为徐悲鸿对那两幅作品十分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先生最忙。他负责多项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重要会议和国徽、全国政协会徽、开国邮票以及天安门、怀仁堂等方面的设计工作。
1950年初，中央美术学术学院成立，图案科改为实用美术系，张仃先生任系主任。记得令张仃先生更为高兴的是由南方调来了张光宇负责高年级教学。也就在此时，我考虑再三要求转到绘画系学习。记得张仃先生是很不高兴地批准了我的申请。1952年夏我毕业于绘画系。
1954年春，我随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人民日报美术组英韬到南方访问。最主要一站是到上海参加华东美协成立大会。会后我们到杭州，遇到当时身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张仃先生带领李可染、罗铭在西湖旅行写生。我们又同住在西湖畔一招待所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张仃先生画国画，就是那时他告诉我自己开始学画选的是中国画。也就他们的这次旅行写生，奠定了李可染先生的笔墨风格和张仃先生中国画的创作之路。
当然，这未影响张仃先生在以后的年月里创造卡通片《西游记》和大型壁画《哪吒闹海》。张仃先生从中国画到民间美术、从西方现代派到工艺造型设计，都达到精致而全面。他在中国美术界绝对是一位异类，他的才艺是超群的。
使我永远不忘的是在“文革”初期，张仃先生的儿子郎郎，在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入狱了，并被判为死刑。在我们大礼堂召开对张郎郎罪行宣判大会那天，我有事到版画系办公室去，一进门只见张郎郎戴着手铐脚镣。他正弯腰整理自己的脚锁链子，忽然抬头看到我。他竟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还向我笑着。我不知所措地退了出来。正在此时，张仃夫妇互相搀扶着由走廊向大礼堂走去——这是被通知家属来参加宣判大会的。这对作父母的张仃夫妇身心压力多么巨大，又多么残酷。何况当时张仃先生又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头号走资派正处于被批斗中。令人惨不忍睹。听说后来又拉着郎郎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批斗，最后在工人体育馆开宣判大会，郎郎一案待审。
幸亏“文革”结束后，郎郎平反出狱，后来出国留学。
我退休后也去了美国。2003年我去华盛顿亚洲博物馆观看徐冰在那里的大展，正好张郎郎担任华裔作家协会会长。在他的主持下，我作了一次中国民间美术讲座，并放映了我带队考查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录像片——《大河行》。
我每次回北京，都会去拜访张仃先生，而且我有求必应。我与女儿杨阳合著的《中国乡土艺术》，也是张仃先生题的名。我写《徐悲鸿》时，张仃先生给我谈自己对徐悲鸿的尊敬和感受。
2008年12月中旬，我刚由美国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召开第23届年会。开幕式那天，张仃先生由师母、女儿陪同，坐着轮椅来到会场。我被安排坐在先生旁边。那时先生已重病在身，他的参加，是对全体与会者的最大鼓舞。在首先致词时，先生用了最大的声音说了以下几句话：
“民间美术是一切造型艺术的根。如果没有民间美术，也就没有一切造型艺术。现在有新的一代从事这项工作，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艺术发展大有好处。我今年90多岁了，年青时代从事工艺美术，希望我们的年青同志继续努力，对我们子孙后代都会大有好处的。
我谢谢大家。”
真是语重心长，这是发自肺腑的呐喊。
他在喘息，我递上水请他润润嗓子。他说怕去厕所而拒绝了。他坚持与大家合影后，才提前离去。
这恐怕是先生最后一次参会了，也是借此机会对中国美术界发出的一次绝响。
现在，先生真的离我们而去了，让我们接过他的遗愿，努力走下去吧。
2010年2月25日于北京回龙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