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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辽陶瓷折肩罐

  • Update:2016-09-20
  • 彭善国
  • 来源: 2016年第8期
内容摘要
折肩罐(或称折肩壶)在辽陶瓷中造型特点极为鲜明,对于探讨辽陶瓷中的文化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陶瓷折肩罐的类型和编年的基础上,重点对其造型渊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折肩罐(或称折肩壶)在辽陶瓷中造型特点极为鲜明,对于探讨辽陶瓷中的文化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故发现之初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其形制来源的讨论,也有一些成果。[1] 近年来,陶瓷折肩罐及可资比较的金银器材料积累渐多,进一步研究的条件趋于成熟。本稿拟在梳理陶瓷折肩罐的类型和编年的基础上,对其造型渊源等问题展开讨论。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类型与年代
为讨论的方便,兹将考古出土及博物馆收藏的陶瓷折肩罐及相关信息列为表1。[2]-[12]
表1 所列12 件折肩罐,1 件为征集,其余10 例中8 例出于墓葬,地点相对集中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一带,亦即辽国的核心地带。品种以低温铅绿釉陶最多(因胎釉结合不紧密,多数釉层剥落)。其次为白釉瓷器,酱釉仅发现一件。除海力板M1 折肩罐颈部刻划折枝牡丹外,其余均为素面。口沿外展略似盘口,厚唇,束颈较粗,折肩,圆腹,圈足外撇。高度在9.5-22 厘米之间。分为两型。
A 型:7 件,肩腹部有鋬耳。海力板M1、朝阳沟M2、南皂力营子M1、代钦塔拉M3、沟门屯墓、七家墓、平泉出土者均为此型。
B 型:4 件,肩腹部无鋬耳。扣卜营子M1、隆昌2 号墓、兴隆沟村出土者及敖汉旗博物馆藏品均为此型。
以上墓葬根据墓室形制以及出土遗物,均可定为10 世纪中叶前后至11 世纪初,这也是辽代陶瓷折肩罐的流行时段。A、B 两型罐,仅是鋬耳有无的差异,并无时代的早晚关系。表1 所列陶瓷折肩罐的产地,目前尚不易一一辨明。阿鲁科尔沁双胜镇兴隆沟村出土的2 件绿釉折肩罐,与其附近宝山窑址[13] 采集的绿釉陶残片胎釉特征完全吻合,说明宝山窑场应是此类绿釉折肩罐的产地之一。
 
二、造型的渊源
折肩罐并非契丹辽早期陶器的传统器形,亦未见于晚唐五代北宋初的陶瓷器,它是对辽代早期金银器的模仿。为更好地说明此问题,兹将辽代金银折肩罐列为表2。[14]-[19]
表2 所列6 件金银折肩罐,2 件带鋬耳,4 件无鋬耳,与前述陶瓷折肩罐的分型契合;序号1-3 墓葬时代为10 世纪中叶前后(耶律羽之墓为942 年),序号5-6 的墓葬时代约在10 世纪末到11 世纪初,与陶瓷折肩罐的流行时段相同。
金银折肩罐在7-8 世纪的欧亚草原地带已有多例发现。前苏联考古学家将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科品内恰阿塔斯2 号墓出土者视为黠戛斯人的工艺杰作[20] ;孙机指出,包括科品内2 号墓在内的折肩罐为突厥金银器[21] ;齐东方则认为属于粟特制品[22]。近年来,蒙古国后杭爱省的突厥毗伽可汗陵园中出土的数件此类金银折肩罐[23]。陈凌据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其融合了草原民族传统器形、突厥风格(折肩)及粟特风格(鋬耳)等多种文化因素,应称为突厥风格的金银器。[24] 突厥与契丹交往密切,蔡美彪曾指出辽文化属于三个系统:契丹族的文化、突厥系文化、汉族的唐文化。[25] 辽代早期金银器包含突厥风格的造型是很自然的。不过从耶律羽之墓折肩罐上的孝子故事图来看,其制作者不排除是秉持传统观念的汉人工匠。[26]
“材质的低贱仿高贵,是工艺美术的一条重要规律”[27]。辽陶瓷折肩罐对同时期同型金银器皿的模仿,可谓这一规律的生动反映。辽代鎏金银及银折肩罐的凸棱状的折肩,包括卷成凸棱状的口沿,设计的初衷,应是用来加固关键部位,避免器体的变形(从二八地墓出土品、赤峰博物馆藏品还可清楚地观察到颈部对腹部的包卷,包卷部位捶打加固形成的凹窝亦清晰可见)。对于陶瓷折肩罐而言,不存在需要加固的技术问题,可拉坯一次成型,而以肩部附加泥条形成折肩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辽代金银器中还有不少鋬耳杯,其器体呈现束腰八曲(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墓、巴林右旗哈鲁墓[28])、碗形(阿鲁科尔沁旗花根塔拉辽墓[29])或罐形(克什克腾旗二八地墓),这三型在晚唐五代内地窑场中均有类似仿品[30]。要将陶瓷器做成束腰八曲,须范制方可成型,无疑大大增加了制作的难度和成本,所以陶瓷器仅模仿了束腰,而无一例八曲。[31] 后两型仿制难度不大。辽代陶瓷器虽有两型折肩罐,但迄今未见鋬耳杯,或可表明,辽代陶瓷器对同时期金银器是一种选择性模仿。
 
三、变异与消亡
辽金银折肩罐造型并不复杂,易于模仿,辽地的窑工可以做到惟妙惟肖,但在模仿的过程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意匠:
1. 南皂力营子M1 的那件标本,鋬耳上贴加了数个小圆饼,与陶瓷鸡冠壶上仿自皮袋的皮扣相似,可谓掺杂了契丹民族因素。
2. 增加了盖子(金银折肩罐迄未发现与之配套的盖子)。朝阳沟M2、沟门屯墓、韩佚墓出土的折肩罐盖子,都有宝珠形钮,这是典型的汉式风格。
3. 有意思的是,扣卜营子墓折肩罐的底部,居然刻写了五代北宋初瓷器上流行的“官”字款识,表明它已经与内地窑场的生产制度产生了某种联系,文化上的含义距离其突厥风格的祖型可以说越来越远了。辽代陶瓷的编年研究表明[32],11 世纪初之后,陶瓷折肩罐这一器类型就已消失不见。
消亡的原因,或可作如下两点推断:
1. 宋辽澶渊之盟(1004 年)后,大量北宋金银器输入辽境,导致辽金银器造型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33],金银折肩罐已不再流行,陶瓷工匠逐渐失去了模仿的范本。
2. 自10 世纪末,大量中原和南方窑场的瓷器通过各种途径输入辽境,内地以酒注、温碗与台盏(酒盏与酒台子)为组合的饮酒器具开始流行,文献上有多处记载辽代仪式中“执台盏进酒”的内容[34],辽墓壁画上也有多处体现了此种酒具组合。作为酒具的折肩罐[35],或是受到这一影响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北京韩佚夫妇墓(997 年,韩佚葬年;1011 年,韩佚妻王氏葬年)出土白釉折肩瓷器[36],虽然造型与A 型折肩罐相近,但其高度仅有7.8 厘米,已经明显小型化,称为折肩杯或鋬耳盏似更适宜,它或可视为从折肩罐向酒盏过渡的一个环节。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2JJD78000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注释:
[1] 彭善国: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1,第68-74 页。周卫星:辽代把杯、折肩罐,《装饰》,2008.5,第120-121 页。
[2] 李宇峰等:彰武朝阳沟辽代墓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沈阳,2003,第96 页。
[3] 李宇峰:阜新海力板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1.1,第106-119 页。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2.1
[5] 阜新市博物馆筹备处:辽宁阜新县契丹辽墓的清理,《考古》,1995.11,第1008-1012 页。
[6] 朝阳地区文物组:北票扣卜营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 辑,文物出版社,1978,第129-134 页。
[7] 辽阳市博物馆藏品。
[8] 冯永谦:新发现的几件辽代陶瓷,《文物》,1981.8,第65-69 页。
[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兴安文化遗产》,文物出版社,北京,2014,第161 页。按已发表的代钦塔拉M3 的简报遗漏了此件器物。兴安盟文物工作站: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7,第651-667 页。
[10] 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藏品,资料蒙周兴启提供。
[11] 刘子龙等:平泉县博物馆藏辽瓷,《文物春秋》,1998.1,第74 78 页。
[12] 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2004,第146 页。
[13] 彭善国、周兴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代窑址的调查,《边疆考古研究》,第8 辑,科学出版社,北京,2009,第389-394 页。
[1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1,第4-32 页。
[1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2004.7。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华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 年重要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北京,2014
[16]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考古学集刊》,1981.1,第231-243 页。
[17] 刘冰主编:《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第93 页。[18] 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3 期,第80-90 页。
[19] 翁牛特旗文化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4,第330-334 页。
[20] [ ] A.Π.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1963,第285 页。
[21] 孙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原载《文物》,1993.8,第48-58 页,后收入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6,第260-263 页,以及孙机:《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北京,2012,第278-281 页。
[22]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第326 页。
[23] DBayar.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Bilge-Kagan's Site, Archaeology,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 4(20) 2004. p80.
[24] 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7,第231-235 页。陈凌:突厥毗伽可汗宝藏及相关问题,《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北京,2006,第76-77 页。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10-116 页。
[25] 蔡美彪:略论辽朝文化的构成,收入蔡美彪:《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北京,2012,第147 页。
[26] 扬之水:辽代金银器中的汉风,《收藏家》,2010.11,后收入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中华书局,北京,2011,第246 页。
[27] 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5,第163 页。
[28] 于建设主编:《赤峰金银器》,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6,第112 页。
[29] [28],第120 页。
[30] 如黑石号沉船、临安水邱氏墓、黄堡窑址等。参于文荣:唐代白瓷仿金银器的初步研究,上海博物馆编:《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566-567 页。
[31] 器物的造型需符合适用的原则,同时受到材质及技术的制约。参见尚刚: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及其特点,《古物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12,第10-12 页。
[32]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长春,2003
[33] 朱天舒:《辽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第52 页。
[34]辽史·礼志二》:(宋使祭奠吊慰仪)大使近前跪,捧台盏,进奠酒三。《辽史·礼志六》:(皇后生辰仪)引大臣一员上殿,栏外褥位搢笏,执台盏进酒,皇帝、皇后受盏。(正旦朝贺仪)搢笏,执台盏,进酒讫,退。
[35] 1008 年出使契丹的北宋使节路振,在其《乘轺录》(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第18 页)中记:俄而,隆庆先进酒,酌以玉瓘、玉盏……瓘、盏皆有屈指。此处屈指或即鋬耳。
[36]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3,第361-3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