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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历教育保障传统工艺传承——谈高等教育体制对“师徒制”教育方式的采行

  • Update:2017-01-10
  • 吕品田
  • 来源: 2016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振兴传统工艺”作为国策的提出,为探寻超越现代文明发展模式提供了思想和路径指引,将强有力地促使全社会在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重视手工技艺和手工生产方式。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之前,传统工艺通过民间渠道并没有出现传承方面的问题,其通常采行的“师徒制” ——“师徒相传”或“父子相传”教育方式也切合其传承特点与要求。然而,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之后,被隔离、排除在学历教育体系之外的民间传承实践便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危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利用高等教育体制现行的“导师制”,实质性地采行保持传统作风和切实功效的“师徒相传”教育方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谋篇布局,将振兴传统工艺作为文化建设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内容,实在令人鼓舞。我们为之鼓舞的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蓝图规划,将以振兴实践充分开掘和发挥传统工艺的重大作用力。以手工生产力和手工生产方式为根本底蕴的传统工艺,凝聚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卓越创造力和宝贵实践经验,蕴涵了中华文明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中华手工尊重自然、强调社会人文事功的独特技术思想和方法,如主张物以载道、器以象生,主张重己役物、备物致用,主张因地制宜、因材施艺,主张开物成务、尽善尽美,主张巧夺天工、得体合宜,等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创造实践,也在当代视野中日益突显其精微大义和现实价值它是吻合现代可持续发展要求,建设生态文明、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现实生产力。
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也是民族文化存续的表征。它表现为人类文化表达、弘扬和传承方式的多种多样,以及人类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多样。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形态备受冲击,呈现遗产化的危局。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明一味倚重以抹杀差异性为技术本质的工业生产方式。体现资本主义扩张意志的工业技术,从生产力的基础层面促进了切合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现代性价值的整合,构成了体现和反映资本主义主体性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它虽有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巨大生产能力和效率,却空前地造成全球性的自然和社会生态危机,对人类文化多样性构成严重而持续的破坏。历史表明,如今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所呈现的传统文化特质,其产生、形成和保持都以手工生产力为基础,也都取决于手工生产方式活态流变、生成差异的特定技术本质。我们因此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在高速现代化的今天,要想根本地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抗拒文化单一化的历史归宿,就必须改变工业生产方式一统天下的旧有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也就必须振兴作为生产力类型保持下来的,可以维护并造就差异性的传统工艺,包括手工技艺和手工生产方式。
振兴传统工艺作为国策的提出,为探寻超越现代文明发展模式提供了思想和路径指引,将强有力地促使全社会在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重视手工技艺和手工生产方式,以至在不断开展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切合中国国情和优势的清晰思路,并最终将现代化发展导上工业和手工业并举的向善大道。
然而,光明的前景却有待眼下前提性问题的切实解决。就振兴传统工艺而言,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便是传承传统工艺。传承无着,遑论振兴?!
在当代中国情境中,要想根本解决传统工艺的传承问题,必须依靠教育,而且必须依靠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国民教育。如果不能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得到切实的体制保障,得到由国民教育所有要素构成的国家学历教育体系的支持,传统技艺的传承就难免落空。
就目前现实情况看,整个国家学历教育实践没有也没法担当传承传统技艺的使命。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知识和技能体系一直以或科学、或先进、或现代化的名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学校作为国民教育的主体或主渠道,其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式、训练手段和评价体系几乎完全是西方的或者是西化的。相反,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包括宝贵的思想智慧、认识方法、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一直被我们自己的学历教育特别是高等学历教育所轻视、所歧视,甚至一概被排斥。在现代教育体制中,西方教育理念及方式备受青睐,而传统教育理念及方式则备受冷落甚至被完全否定。就传统工艺而言,即便个别专业院校或有零星的专业设置和教学开展,但因师资本身的西学教育背景,以及西化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学生无法充分认识、接触并掌握到纯正、精湛、系统的传统技艺,甚或一开始就被导向畸形支离的方向。
近百年来,传统工艺主要靠学历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学历教育体系之外的民间渠道进行传承。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之前,传统工艺通过民间渠道并没有出现传承方面的问题,其通常采行的师徒制 ——“师徒相传父子相传教育方式也切合其传承特点与要求。然而,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之后,被隔离、排除在学历教育体系之外的民间传承实践便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危机。有目共睹,尽管追随师父的青年学徒可以学到真本领,也确有艰辛漫长的接受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可却拿不到文凭——由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实施学历教育、国家认可发放权力的学校所颁发的学历证书。这一纸文凭是国家和用人单位承认一个人学习经历,以及认证其才艺能力或受教育程度的凭证。在紧密关联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中国社会,少了学历证书,一个人的工作应聘、工资定级、职称评定、晋级升迁、资格考证、留学深造等一系列的切身利益都会受到妨害。因为这样的利害关系,即便民间不乏乐于习艺的年轻人,却终究不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缺乏教育体制保障的传承传统工艺的民间实践之中。
现实情形是,年轻人普遍不愿从师学艺,师父则难觅传承衣钵的徒弟,导致大量传统工艺都面临流失衰退,甚至人亡艺绝的岌岌之危。虽然政府为保护和传承传统工艺下了很大的决心和气力,已组织一些高校积极开展传承人群培训工作。但这种非学历教育的培训,毕竟不是长久、根本之计,也无法为受训者解决与学历证书紧密关联的诸多切身利益问题。再者,目前我国学历教育机构现有的师资力量并不实际了解和掌握传统工艺,他们的学习经历、学养构成、技能水平及实践经验也不符合传统工艺教学的要求,无法不折不扣、全面系统地承担传承传统工艺的使命。
鉴于这种情况,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传统工艺教育,从顶层设计入手调整和改革现行教育体制,以教育创新来根本回应迫在眉睫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笔者以为,现行教育体制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调整和改革:将传统工艺以及相应的师徒相传传统教育方式纳入学历教育,特别是高等学历教育体系。
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实践表明,师徒相传教育方式最为适合手工技艺的传承。传统手工技艺是完全为劳作主体自主把握的生产力,它有别于被技术理性高度约束的工业生产力,能够充分接纳和体现劳作主体个性及创意,掌握巧工的劳作形态和产品形态也可以灵活调整,充分切合劳作对象及劳动目的。基于技术本体的这种特性,传统手工技艺的物化功绩必然贴合手艺人生命本体的活态流变状态,就像自然生命运动一样,总是不可逆转地富于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永远都是一派不加重复的新态或新貌。对于这种充满生机创化之的生产力,不能在课堂纸上谈兵,不能靠统一的教材和标准化教学。为师者只有通过口传心授、具体指点、亲手操演才能充分施教;从学者也只有通过身体力行、悉心领会、反复操练才能真正掌握。师父带领徒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所传授所教示的既有事艺之技又有为人之道;徒弟追随师父,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所体味所领略的既有工技招式又有人格风范。总之,师徒制教育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具有切合传统手工技艺特点及传承要求,兼顾规范与个性、技术与人文、理性与情感的适应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师徒相传这种切合传统手工技艺特点及传承要求的传统教育方式并没有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得到采行,或者因为传统技艺领域那些身怀绝技的大师、名师及代表性传承人本身被学历文凭所限,不能成为高等教育体制及学历教育的师资,因而得不到实质地采行。高等教育体制现行的导师制虽带有一定的师徒制色彩,但多限于传授理论知识和训练科学研究能力的学术型人才培养,而一些侧重专业技能和创作实践能力培养的实践型专业教育方向,则因为导师本身并不充分掌握传统技艺方面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以致无法向学子传授纯正、精湛、系统的传统手工技艺。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利用高等教育体制现行的导师制,实质性地采行保持传统作风和切实功效的师徒相传教育方式。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师资构成的调整与改革,即有必要将传统工艺领域的一些身怀绝技的大师、名师及代表性传承人纳入高等教育体制,作为学历教育的师资构成,充分发挥他们在传承中国传统手工技艺方面的优势。同时,这一部分师资构成也不宜学院化教授化地完全改变其原有职业性质和工作状态,因为他们对传统工艺的精纯掌握,以及由此具有的技艺传授优势,都取决于他们在学院环境之外实际从事社会生产实践的经验积累和现实工作环境。如果将其从社会生产实践中完全抽离出来,其自身技艺水平不免因脱离实际而下滑,所处的学院场所也不能为学子提供全面学习掌握传统工艺的合适环境条件。鉴于此,在将传统工艺大师、名师及代表性传承人纳入高等教育体制的同时,可通过调整和改革学历教育的学生管理及教学组织方式来加以配合。笔者认为,可以把具有卓越技艺才能的传统工艺大师、名师及代表性传承人聘为国家教育体制承认其资格的导师制教授,并在高等院校设立相应专业科目和招生方向,按照强调传统技艺素质和能力要求进行考试,招收学生。
进而,对于入学在籍的学生,经过在校进行一定时间的公共必修课程修习后,其余大部分时间不妨放归社会,交由按导师制所聘的师父们,由其按师徒制方式对他们进行训练、培养和管理,再经相应的考核评价,给达到素质和技能训练培养要求的学生发放毕业文凭。考虑到切实掌握一门传统手工技艺的确需要较长的磨炼时间,不妨在学制上采行本硕连读。当然,这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会遇到诸多困难,教学开展和学生管理上也会出现许多细节问题。但为了彻底改变西学方式一统教育的局面,将长期被排斥和否定的中华传统技艺教育方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学历教育特别是高等学历教育来保障传统工艺传承,我们应该去面对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
探索实践也在实际展开。笔者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也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利用自身学术资源优势和高等学历教育资质,从2013 年起,在全国开先河地设置了由25 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担任导师的传统技艺研究方向,探索性地将师徒相传传统教育方式纳入艺术硕士(MFA)研究生教育序列,受到业界的欢迎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培养过程中,除有一位代表性传承人或大师担任技艺导师外,院方还为每个研究生安排一位专家学者担任理论副导师。根据国家对艺术硕士的培养要求和传统技艺特点,院方有针对性地设置专门课程和培养环节,综合采用课堂授课、实地考察、随传承人导师在作坊操作实训等方式展开教学,同时在教材、工具材料方面提供一些条件。以理论知识为主的公共必修课程(包括手工艺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等)、课题研究与写作指导,集中安排在一个学期里进行,此后学生便跟随导师,在师父的作坊里和实际工作情境中进行一对一的技能学习与训练。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 年的毕业作品展上,传统技艺研究方向学生作品的出色技艺水平,让大家十分惊讶。归纳原因,一则在于学生素质高于一般学徒。报考该方向的学生本身有较好的实践基础,又通过国家统考而有一定人文修养和知识背景,所以比一般的学徒有更强的领悟力,目标更明确,更有学习主动性。二则在于师资构成和教学方式切合实际,能够充分发挥代表性传承人或大师在传承传统工艺上的优势。三则在于教学过程与生产实践高度融合。传统工艺多有地域性,与地方生态和人文环境紧密交融,学生在师父身边,沉浸于实际工作情境,可以受到环境的熏陶,接触到最纯正、最精湛的技艺状态。这与脱离现实情境的课堂讲授相比,教学效果完全不一样。中国艺术研究院希望通过这种创新探索,培养出技艺掌握程度和艺术水平较高,又有传承保护传统工艺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责任感,进而能够对所掌握的传统技艺加以理论梳理和总结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总之,以学历教育保障传统工艺传承是迫切需要探索实践的重要课题,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重视,并积极响应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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