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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的主动设计—专访OPEN 建筑事务所李虎

  • Update:2015-10-08
  • 采访:方晓风、刘晶晶 撰文:刘晶晶
  • 来源: 2015年第7期
内容摘要
李虎,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美国莱斯大学取得建筑学硕士,2000 年进入美国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Steven Holl Architects),从2005 年起成为其合伙人,创建并负责北京工作室。2009 年,李虎开始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Studio-XBeijing)主任,主持教学、研究、展览、学术活动。2010 年底正式退出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合伙人职位之后,与黄文菁一起专注于OPEN 建筑事务所的实践。李虎和他的团队设计建成了一系列都市建筑,以其在绿色可持续建筑实践和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的成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际国内都获得了高度评价。2015 年6 月5 日,《装饰》杂志专访了李虎,请他从自己的设计实践、思考探索、事务所运营、设计教育等方面谈关于“主动设计”的话题。

  

设计的主动是“被动下的主动”,但永远是个主动性的事情
近年,“新常态”一词概括了时代经济形势、信息技术、社会观念的变化。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人对社会的介入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路径和手段不同以往。这便是《装饰》提出“主动设计”的一个初衷,另外也想借以讨论对“设计”本身的定义,探讨当下设计师的角色及设计在做什么。作为建筑设计师的李虎也明显感到了这种变化。他说,在建筑行业是甲方群体在发生变化。而对于作为乙方的设计师,虽然他把目前的状态概括为“没活干”,但是也认同设计师自我角色的变化,并指出了设计还要考虑“做到多深”。
设计对产业链的介入,在链条里介入的程度、介入的位置,目前还未定型,充满了变数。在这个阶段《装饰》提出并强调“主动设计”,也是对变化的形势的应对与思考。设计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有主动性的工作,肯定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工作,但同时设计在传统意义上又以接受委托为主,可以说是比较被动的。李虎直接将设计的这种状态归纳为“被动下的主动”。对此,他做了具体的展开与阐释。每个建筑师的工作方式都不一样,即便在同样的经济形势条件之下,每个人看待自己的角色和事情都不一样,有些人就是一直很主动,主动宣传,主动找活。而他的团队在这方面,具体说就是在实际的工程上,还是完全被动的,从来没有自己去找过项目;但是他们的选择,也就是对甲方提出的项目进行筛选再决定是否接受,则是自主和主动的,在进一步“真正介入一件想做的事情”以后,也是比较主动的。“不是说进入新常态是没项目,而是这些项目并不想做”。保证选择的主动,这种状态是李虎自己的一种常态。他还提到,目前在中国确实存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甲方甚至可以给予设计师制定任务书的权力,设计师的角色也可能由此获得拓展,争取到机会,这是种种不利条件下的有利,但也因为被赋予了权力而需要承担风险和责任。所以,在李虎看来,设计的主动是“被动下的主动”——机会看落到谁的手里。但他又强调“设计永远是个主动性的事情”。项目的机会是完全随机的、偶然的和被动的,项目的进程也有很多不可预见性,会出现各种问题,设计师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李虎认为这个事业的乐趣也正因为有那些不可预测的事情。
 
“业余思考”之“后现代泡沫城市的再设计”
OPEN 团队做两大类事情:一类是实际工程;另一类是纯粹的想象。“业余思考”(After Our Thought)是李虎一直在做的,2001 年他第一次在纽约的讲座就以此为名。当时李虎做的实际工程都是别的事务所的工作,业余时间就是发自个人兴趣的“琢磨事情”。他在美国的时候考虑过“批量定制”(Mass Customization),也考虑过建筑跟产品的关系。他说那算是远程考虑,因为批量定制本身就是一个远程操作。在回国之后获得了实践机会,这些想法陆续被做了出来。基于这样的经验,李虎总结:“这种表面上看来是非实际的项目,无论对城市还是建筑体系的思考,其实会和实际交织在一起。在我看来,这两者本来就没有差别,虽然一个是有实际委托,一个是没有实际委托,但你可以把实际委托项目做得表面看起来并不实际,而没有实际委托的可以做得非常实际,这都是建筑思考的一部分。”李虎从海外回国以后做的思考和实践都跟城市有关,“因为回到生活环境里面去了,有直接的体验才能做相关的事情”。他带领团队主动出击去做一个系列的城市研究,具体的项目可以列举出红线公园、二环2049、流动社区活动站,现在他把这些项目更整体地考虑为“后现代泡沫城市的再设计”。李虎在自己的教学相关活动中也有意识地带入这种思考:怎么收这个烂摊子?我们该做点什么事情?而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还是以一个建筑师的角色介入,还是谈从设计角度能干出一些什么事情。
“业余思考”的最新延续源自李虎对中国现状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已经过了大拆大建的年代,用一种简单的乌托邦式的思考去畅想当年“建筑电讯”小组(Archigram)的“行走城市”(Walking City)、丹下健三的“新陈代谢”,对于今天的中国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我们面对的客观现实是继承了一个烂摊子,我们的城市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而且这种城市状态还在慢慢改变我们的人性”。OPEN 建筑事务所现在回到北京的胡同里面,似乎也是某种应对与选择。李虎说自己对胡同的喜欢不是盲目的乡愁式的感情,他觉得新城老城都有些潜力在里面,不过,“这种状态很自然而然地要做些改变,不是通过大拆大建的改变,而是需要一种全新的策略”。他将其称为“后泡沫城市的再设计”,就是思考一些策略性的东西,看到城市里欠缺的东西、缺乏的一些机能,而其中的根本和关键还是从人性出发。“到头来,我想这是设计的一个终极目标吧——围绕人的设计”。
李虎还将自己的目的明确设定为“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带来一些改变和启发,以积极的设计来解决问题”。而正因为把思考的目的设定为产生实际效果,李虎对这些“纯粹的想象”的呈现和传播是下功夫落实的。红线公园算是这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开始,曾参加了2009 深港城市/ 建筑双城双年展。当时李虎的团队拿到了Grand Foundation 的资金资助,建成32 米长的一个装置,建筑师引导普通民众组装公园模块,将建筑垃圾变成公园式的活动设施。这一装置后来被万科集团收购,收藏展示在番禹都市实践土楼的一个项目里。二环2049 项目参加了2011年北京国际设计周,OPEN 团队专门为此做了小册子在现场分发,供观众自由取阅,它的内容还发表在Abitare (《住》)杂志上。令人瞩目的是这一项目的具体呈现——通过以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做成流动剧场,让观众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立体的感知体验。李虎认为,建筑是跟体验有关系的,至少影片可以接近体验式,目的就是传播,传播带来影响。二环2049 的电影纪录片被香港新建筑博物馆收藏。他总结道,红线公园是为了自下而上改变城市而做的设计,二环2049 则是从上而下。这就是李虎所强调的“策略”——“必须有一个专制性的策略,把二环彻底改变,像当年的那种彻底改变。我想中国的城市对这两方面都需要,所以,先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做这些事情”。李虎在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时就曾经发起过一个研究题目,像当年文丘里的项目“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样,叫“向东京学习”。他主张中国应该向东京学习、向里约学习、向纽约学习,学它们不同的东西,要发现问题。如今,李虎和OPEN 建筑事务所还在延续推进这种关于后现代城市的研究,并致力于将最后的成果落实为一系列积极措施,落实到设计上,落实到能够改变社会的一些事情上。
 
关注建筑的公共性和使用性
李虎尤其关注建筑的公共性。他明言自己不喜欢做一种叫“投资行为”的项目,而很在乎公共性和使用性,“我希望我们做的每一栋房子能被好好地用下去”。在设计的时候他就会关心房子会怎么被使用,以及如何让一个建筑的生命延续。在李虎看来,建筑耐久性的含义就在于此。他会回去看自己做过的房子,去发现它被使用的状态、出现了什么问题,而且他的做法是“去持续发现一些事情”。他认为,房子的最终状态其实取决于建筑设计师在当初选择的项目是否有目的的行为。李虎主动首选的是具有公共性而且会有一个机构真正去管理和运营的项目。“想真正做一个机构性的东西,必须要考虑它承载的是什么、谁来用、谁来运营”。虽然这些后续的事情会让设计师陷入某些尴尬境地,但李虎明确地主张:设计师的思考不应该以项目完工为休止。以开放和沟通交流为设计亮点的当代MOMA(Linked Hybrid)在建成后遭遇了“被设计”围墙,对此,李虎说:“需要打开的时候就会被打开,这是社会现实。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考虑到将来有一天会有打开的时候。城市需要开放的社会,你要为那个时候做设计,你不能为了这个时代而(只)做这个时代的设计。总要看到更理想的人性、欲望会出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是要为那种状态而做设计。”谈到这里,李虎不禁讲述了他们在北京四中房山校区项目的经历,“它其实在传统的使用、管理意识上是完全不适合的,但是校长、书记在一起,他们在适应这种建筑,在为这种建筑做出改变。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让我很感动。我其实一直相信建筑是能改变人的,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动力”。
 
“无管理”与“不能更严格”的平衡,快乐的创作团队
李虎一直相信:任何一家事务所,不管多大多小,跟一个核心人物是有关系的。即使是商业事务所或是大设计院,也一定有一个人是决定它的气质、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
李虎和妻子黄文菁是OPEN 建筑事务所的两位创始合伙人,他们性格略有不同,在事务所的运营管理上形成了平衡。李虎希望事务所是无管理状态,他一直强调自由很重要,希望大家在这里一定是一个自发性的、主动的工作。OPEN 的工作状态是自由、自发、主动的,但同时,对事情又是要求很严格的,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最后却也可以达到平衡。他总结OPEN 建筑事务所是在传统管理意义上的“无管理”和对设计深度与品质要求的“不能更严格”所形成的平衡。“我们是一个平层管理的团队,大家非常平等。员工可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做得不够’、‘不够好’、‘不够积极’、‘不好玩儿’,那我再重新做。我们就这样一个环境”。
对李虎而言,事务所关涉的不是事务所“机构”,而是“建筑”这件事情,“是个创作”——他的事务所不是一个商业机构,而是一个创作团队。作为创始合伙人、主持建筑师,他用“随性”来形容OPEN 的运营,要说是一种乐观,毋宁说是一种低调的积极和自信。OPEN 对人数、规模没有刻意控制或者扩张,而是在自己能掌控和承受的范围之内,用实干来回应“不能更严格”的要求。他们不分工种,做的是“宏观的建筑设计”,包括建筑规划、建筑室内、照明、景观、日照模拟、能源模拟、壁纸、家具……虽然没有机电和建筑结构,但其他跟建筑相关的工种都有,还可拓展。这种“通通设计”(Total Design)或许有来自斯蒂文·霍尔的影响。OPEN 团队的设计尺度跨越非常大,可以做二十多平方米的东西,也可以做几十万平方米的东西。李虎本人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做了许多屋顶加建的很小的教堂,还有小剧场。成为斯蒂文·霍尔事务所的合伙人之后,他陆续负责过几个大项目,一下子变成几十万平方米。这些大尺度的项目让他更加接近城市,因此,现在OPEN 建筑事务所同步做城市研究,所思考的“虚幻的自己造出来的项目”和一些“真实的委托的项目”交织在一起。
“我觉得快乐最重要。在我看来,做这个职业必须非常快乐。不让我快乐的事情我绝对不做,坚决不做”。
 
“设计没法教”与四个维度
李虎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他说自己是一个“持续的、业余的老师”,他活跃在很多高校的建筑设计类相关教学当中,也参与各种研究和交流活动,出席论坛,举办讲座。关于设计教育,他相信柯布西耶说的一句话,“设计没法教”。他可以对学生直言:“你甭指望从我这里学到设计,我不会教设计,你也学不到设计。”但他认为:设计“可以跟人学”,“人非常重要,老师非常重要”。在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读书的时候,“很疯狂的”平面设计师Bruce Mau 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选修过一门关于英国电影的课程,开设这门课程的是一位受不了英国那种传统束缚而跑到得州当牛仔的老师。“我并没有学到设计,而是学到了他怎么做事做人和他的思想状态”。还有当时的院长Lars Lerup,也以自由的精神让李虎产生了共鸣。“其实我觉得只是有这种机会把本来就藏在心里的东西挖出来而已,我自己骨子里面本来就这样”。对学生,李虎这样说:“你跟谁学、学到了什么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可以改变你什么呢?就是改变你,让你去尝试发掘自己的情感,这很重要。你不能做一个麻木的人。作为一个建筑师,你不能没感觉没情感,变成一个依附的寄生虫一样的或是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存在。没有情感是不可以的,没有‘野心’是不可以的。”
最近,李虎整理总结了自己的设计教育主张,提出了“四个维度”:广度、深度、勇气/ 野心、应用。这是一个四维的构造,为了把潜力发挥出来,缺一不可。设计是没法教的,这四个维度才是他所认为的建筑设计教育可以教会学生的事情。借用斯蒂文·霍尔的话——“人只有两种,能设计的和不能设计的”,李虎重申了“设计是教不了”的这一观点。作为建筑师,他对自己的后辈和学生坦言:“不是你学了建筑就要当建筑师,当然我的前提是当最好的建筑师。可能你最悲剧的就是选错了职业,你可能有非常大的潜力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好,但你偏要做建筑师。如果你要做最好的建筑师的话,就要先想清楚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行业。”
 
关于感动
李虎设计的建筑首先传达的是平实和理性,有着肌理分明、系统清晰的性格。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还进一步感受到了作为设计师的李虎更是一个感情丰富、情绪饱满、激情充沛的人,有着鲜明的真诚,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相当感性。借用他“被动下的主动”这个句式,可以说他是“理性中的任性”。
谈到感动自己的作品时,他如是说:“我见过的并感动我的作品其实挺多的,说起来会很久,我不是只迷一栋两栋建筑。”李虎曾经在拉图雷特修道院待了一天一夜,跟教父一起吃早餐,体验那种生活。“那非常感动我,就像自己身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一样。我觉得那是柯布西耶最完整的一个作品,虽然不大,但藏了非常多的东西在里面”。在很久以前,年轻的李虎为五台山的建筑及其有机的空间而感动,由于没有相机,他不停地用手绘加以记录。
因为自己尤其关注建筑的公共性和使用性,李虎特别提到了北京四中的老师们对建筑设计的积极回应让他非常感动。确实,在采访过程中,他花更多时间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建筑,而是建筑的“被使用”在感动他。他去看库哈斯做的波尔图音乐厅,为那种开放性、社会性,对弱势群体、对每一个老百姓的关注而感动。葡萄牙的这个建筑让人们可以免费欣赏顶级的音乐会,可以在旁边看,戴着耳机听,还可以在里面上课。李虎说自己看到了“真正的公共性”,当他看到音乐厅拓展成为一个校园、一个教室的时候,被深深感动到了。他还提到了西扎,西扎设计一个平民建筑,“跟设计一个顶级的国家美术馆使的劲儿是一样的,用的材料是一样的,这很感动我,因为跟我骨子里是有共鸣的”。
 
关于OPEN
“主动设计”的话题让我们和OPEN 通过这次专访直接建立起了联系。我们也特意追问了李虎事务所定名为“OPEN”的渊源。他的解惑很有意思。在2000 年初“业余思考”的时候,李虎执迷于当时还是新概念的“批量定制”。这一概念从产品界诞生,起源是耐克公司推出了“被定制鞋”。当时李虎恰好正在参加一个日本新建筑的住宅竞赛“MassCustomizable House Housing”,于是他就想把这一定制的想法用在了住宅上。而回到数学和计算机的概念,有“Open Architecture”(开放建筑),这样他的小机构就被叫做了“OPEN”——从“OpenArchitecture”变成了“OPEN”。等到回到国内以后,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多,“Open Architecture”只是其中一个分支的兴趣,因为李虎的兴趣已经扩展到一个建筑普及性的问题,即从设计体系到生产体系到建造体系的思考。他曾极端地主张“应该把建筑师全部干掉”,如果“没有建筑师了”,就是从需求直接到房子,即所谓“自发建造”及其一系列的体系。这一思路在李虎OPEN 团队的很多项目里若隐若现,持续存在。这是对从文艺复兴就开始的“我请你帮我做东西”的传统模式的颠覆性思考。而且李虎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这种需求正在变得更加明显,因为需要建设的东西太多,而能把东西做好的建筑师实在太少,对于既有的状态,则需要一些变革。
李虎提到自己也认同的一种理解,就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比较缺乏OPEN 的精神,这一方面体现在了封闭;另外一方面,则是思想意识的不独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可能从春秋战国以后就消失了,这种思想独立性的缺乏是造成所有其他后果的根源。李虎对OPEN 的选择,意义很广。他说:“我们没有风格,也不把自己限定于某种狭隘的小领域里面。我们从来不谈什么‘回归建筑本体’或‘乡村建设’,因为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是建筑的问题,而且在每一个项目里面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年轻了,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说自己的性格就是没法狭隘地关注一件事情,因为建筑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选择OPEN,也是想让意义“完全打开”——Open 既是动词,又是形容词,其英文解释多到“可以翻译成36 种中文”;李虎一直拒绝把OPEN 翻译成中文,一个原因就是任何的中文翻译都只是它的一个解释。他戏称:“其实我一直觉得名字什么的都不重要,在OPEN 名下,至少我做什么都可以,不用改名字。”用了OPEN 而没有沿着西方的传统用个人名字为事务所命名,一方面可能是中国文化中不张扬个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暗合当前国际建筑设计界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新一代的——大约和李虎处于同一年龄段——设计师们在事务所命名时,都普遍舍弃个人名字而选择对设计主张的表述。
“OPEN 这个名字还是挺好的。好记,满地都是,走哪儿都能看见我们的名字,无处不见OPEN 这几个字。这个词我觉得可能普通老百姓都能大概猜出来是什么意思”。虽然李虎补充了这个显得太轻松直白的原因,但现在我们隐约了解了,这是从“业余思考”的“批量定制”到“Open Architecture”,再到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OPEN,终而落到普通老百姓目之所及还能猜出意思的OPEN。李虎一步一步走过来,并且将和他的创作团队秉承OPEN 的精神和信念,继续快乐前行。
 
结语
今年5 月28 日他应中央美院雅庄建筑讲座之邀,作了一次名为“ReAction/ 近期实践”的讲座,不仅展示介绍了他一系列建筑实践的项目成果,还列出了OPEN 的理念与维度:OPEN CITY(开放城市)、OPEN NATURE(都市自然)、OPEN SYSTEM(原型体系)、OPENCOMMUNITY(社会营造)、OPEN INSTITUTION(机构重塑)、OPEN FUTURE(想想未来)。而在这次从“主动设计”展开来的专访中,我们又可以提取出这几个关键词:自由、快乐、兴趣、感动、打开、改变、公共性、使用性、解决问题。对李虎而言,“主动设计”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有这样一种回答——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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