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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理论与创意空间

  • Update:2012-05-02
  • 吴 岩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3期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科幻文学产生至今已经有接近200 年的历史。科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读者中心、作者中心和学者中心三个发展时期。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科幻理论由詹姆逊和苏恩文提出。詹姆逊认为,科幻属于乌托邦文学,是人类否定现实、建构未来的方法。它的繁荣恰好在主流文学失能的时代。苏恩文则指出,科幻是认知和疏离宰制的文学,它的核心是创新。两个理论都强调,科幻的内容跟形式相互统一,以创意为目的。文章还回顾了过去200 年中科幻作家开拓出的空间、时间、社会/ 技术和心灵四个大型创意空间。


        在科幻小说的漫长历史中,除了对自然时空的创意性追寻,人们更对自身创造的技术/ 社会空间情有独钟。早在科幻小说成为一种独特文类的初期,有关太空戏剧的科幻就相当盛行。在太空戏剧中常常会出现一种在外太空不断飞行的巨大飞船,人类在飞船上繁衍,代代相传。这种人造技术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它所依赖的技术和其中孕育出的微型社会有关。与世代飞船类似,机器人世界也是科幻小说探索的一种人造空间。机器人世界科幻小说中谈论的都是机器跟机器之间的关系,人们通过这种第二自然的表述映衬自己,也发现他者。上世纪80 年代,一种称为赛伯空间(cyberspace)的新型创意领地被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发现。让人进入到完全由电子技术所开拓的数码世界,在同时仍然保持着自然人的感受力和操纵力,那人生将会变得如何?在《神经浪游者》(图7)中,吉布森的主人公通过某种虚拟现实进入数码空间,成为了数码世界的映像生命。从表面上看,小说撰写于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的今天,但主人公作为“键盘牛仔”打入网络去挣脱束缚,“解困被压制的信息”的做法,则明显具有未来性。这部被称为赛伯朋克(cyberpunk) 肇始之作的小说,开创了人在技术空间中生存的全新形式,而小说中预言的数码迷幻剂、黑客攻击、僵尸软件、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工智能等都已走向现实。这些事实证明,科幻确实如詹姆逊所言,是一种通向未来的“方法”。
        有关人创造的技术/ 社会空间创意的价值及其伦理、道德和哲学问题,每每都是科幻作品引发争论的焦点。克隆人的世界、机器人的世界、人造人的世界、人机交互版网络数码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世界?我们该怎样面对这样世界对当前的侵袭?电影《黑客帝国》中一句“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已经引发了多部哲学著作的诞生,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经典哲学流派将在怎样的水平上面对上述创意的发生?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在她的《赛伯格宣言》中对转基因和赛伯格(cyborg,一种人机复合体)的欢呼和感叹,也许最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哈拉维欢呼转基因和赛伯格技术捣毁了性别政治,而另一方面,她觉得除了接受,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应对办法。[5]
        在所有科幻的创意空间中,最具有怀旧性、跟当代高科技最为背道而驰的可能就是心灵空间创意题材。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批英国作家就曾经沿着现代化的相反方向,去探索时空和技术之外的创意世界。结果,他们找到了人类的心灵。

6. 赫伯特· 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出版于1895 年,图为初版封面。

7. 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出版于1984年,图为初版封面。

        科幻中的心灵世界也被称为内部世界或内层空间。早期的心灵小说常常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去打乱情节构造或替换数理化等硬知识成为认知主体。在这些作品中,破除逻辑线索和挖掘潜意识、追求非理性欲望冲动的表达,是展示心灵空间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点与主流文学曾经出现的现代主义变革类似。但从内容本身寻求心灵飞地的努力,则让科幻小说跟主流小说拉开了距离。例如,在布里安·奥尔迪斯的小说《杜甫的小石头》中,主人公回归杜甫的时代,跟大诗人之间进行了深度对话,正是借助这种对话发掘出诗人心灵跟宇宙之间相通之处。奥尔迪斯的另一篇小说《月光掠影》,通过把宇宙进化历史置于个体一次夏日傍晚的短暂遐想之中,让宏大的世界历史跟渺小的个人体验相互交会,如梦如烟,似真似幻。而巴拉德的鸿篇巨制《毁灭三部曲》的结尾则发现,惟有对心灵的保养和追求才能拯救世界。
        有关心灵创意的科幻作品,起源于上世纪60 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失望,更起源于他们对破除英美黄金时代所形成的文类枷锁的愿望。这些集合在英国《新世界》杂志周围的作家,打破了自然和技术科学垄断科幻创意的局面,大胆地将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知识引入科幻创意空间,这在极大程度上验证了詹姆逊所言,科幻文类才是真正对现实超越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作品。

注释
[1] 有关科幻研究的历史,可参见《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的第三编“科幻批评简史”。这一章主要是针对西方科幻过去200 年的批评历史进行的回顾。(美)罗伯特·斯科尔斯、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阿瑟·B· 埃文斯:《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苏湛、李广益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2] 请参见( 加) 达科· 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李靖民、李静莹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 加) 达科· 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
涛、程佳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3] 可参见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 重庆出版社,2008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谈科幻小说》,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4] 有关这个方向的问题可参考(英) 凯斯· 万· 德· 黑伊登:《情景规划》,邱昭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瑞典)麦茨·林德格仑、(瑞典)汉斯·班德霍尔德:《情景规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整合》,郭小英、郭金林译,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2003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出版社,2011。

[5] 参见哈拉维的《赛伯格宣言》。有多个中译本。包括(美)唐娜·哈拉维:《生控体的宣言:20 世纪80 年代的科技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载(美)史蒂文·赛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视角》,
吴世雄、陈维振、王峰、陈明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2001。

吴 岩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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