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独立而可持续的乡村社会—专访“太阳公社”创意总监陈浩如

“太阳公社”位于杭州临安市太阳镇的朱伊村，距离杭州大概70 公里，是一个占地500 亩的生态农场。和一般农场不同的是，这个农场是在一条长3.6 公里的狭长山谷里，所有的稻田、猪舍、鸡舍、鸭寮、羊谷等都像树枝一样以这条公路为轴向四周延展。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进入农场仅有的两大途经是步行与搭乘越野电瓶车。而所谓的“公社总部”，由原有的旧农居改造而成，一进大门就是农产品展示区——白菜、萝卜、草莓、芹菜、南瓜、冬瓜和蜂蜜，种类不多却新鲜十足。有意思的是每个农产品都有生产者的肖像和身份介绍，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对生产者的尊重，也有利于产品质量的追溯。”

农场的猪和猪圈是这个农场的一大亮点。整个猪舍分为室内和室外，占地10 亩，两边对外通风，主材料是木头、毛竹和稻草，猪的室外活动场所包括一片草地、一个游泳池和一条泥沟。这里的猪不仅听得懂锣鼓、哨子和口号，还能跑出来溜达和游泳，每天中午，随着一阵敲锣声，猪舍内的100 头黑猪就会蜂拥而出，在室外玩耍。养殖员的哨声一响，黑猪们又有序回到猪舍中。为了让猪有一个较好的生长环境，太阳公社的猪圈、鸡舍、羊谷，留给动物的活动空间都很宽敞、整洁。为此他们专门找到了中国美术学院的陈浩如教授来设计猪舍。

可见，“太阳公社”是一群怀揣着“田园梦”的团队成员们的一个美好愿望。现如今，猪圈作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使“太阳公社”名声大噪并得以存活，为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更为广阔的销路，更是重塑了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猪圈、山谷和乡村……还把一个建筑师的现代性、前瞻性深深植入了这里的土壤中。“太阳公社”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和场所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并应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建筑师是如何通过主动设计让其得以重塑并延续下去的呢？

 

陈浩如就是“太阳公社”农场的建筑师兼“创意总监”，也是农场合伙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这么一位体制内的大学教授何必去农村做农场，盖猪圈呢？建筑师陈浩如却有着一套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环境气候问题等日趋严重，我们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自然界自我更新和代谢的规律。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保理念已被纳入人类发展进程中最重要一环。另外，在大潮流推动下，普世观念产生新变化，社会各阶层纷纷畅想回归乡村和自然之“桃花源”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和延续自然生态和健康有机的生活方式，这是新时代背景下朴素自然观理念的回归和体现。让循环可再生的生态系统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巨大的生命力，这是乡村重建和自然营造的终极目标，也是传统朴素自然观在当代社会中的延续和体现。

 

“在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选择在中国美院攻读学习跟汉学有关的博士课程，这也是我对中国文化缺失过程中的‘补课’。在对中国文化不断深入了解和解读的过程中，让我对中国乡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浩如说，“比如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本质上是一套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它会告诉你一年四季中天气的变化，什么节气应该做什么事。通过学习，我逐渐开始理解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涵义，人必须得按照大自然的规律来习作和生活，‘设计’只是这个规律中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上看，不管是设计建筑还是其他，建筑不仅是一种形式，也是内容，更是设计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些学习就是一种有意思的跨界，他特别感叹自己跨到另外一个界时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所处的行业，这时候会得到一些新的感悟，也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行业。

 

很难想象这么一位对中国乡土文化饱含深情又有独到见解的建筑师实际是一位美籍华人，中学即随家人出国定居美国多年，并一直在美国求学并从事与建筑设计相关的工作。“对我而言，十几年在外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让我对西方的建筑史、艺术理论史相对比较熟悉。离开祖国的这些年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尽管十几年前的中国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当时的中国对于西方的东西基本处于全盘接受的状态，包括自己当时在国外时，也没有任何怀疑地认为中国就应该按照西方所谓的‘现代化’方式来发展下去。”陈浩如如实说。的确，现在人们常说的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种种思考，在当时其实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怀疑的。他补充说：“这些年我们对之前所认知的“现代主义”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才出现了反思，这其实是西方“现代主义”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只有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所以这需要我们全人类共同来反思这个问题。”

2002 年回国后，陈浩如还是继续从事建筑设计的工作，可能是离开祖国的时间较久，一度对当代中国文化、体系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那时的他对国内的建筑设计行业的氛围不太适应，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失望。就在那时有幸遇到了王澍老师，在他的影响和推荐下，陈浩如决定选择去中国美院教书。陈浩如说：“对我来说，进入高校也就意味着可以脱离纯商业的工作环境，所以那个十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教学上，很少接触商业项目和社会活动。”他尤其感慨这十年教学经历对他的重要性，特别是艺术院校一直强调的下乡测绘、采风、写生等实地走访活动，让他深深体会到中国的乡村并不仅仅是“乡村”那么简单。在下乡的过程中他获取了以往未曾有过的对于中国乡村风土人情的深入体验，也让他深深体会了中国传统文人行走于山水天地间的意境。他不禁感叹：“中国乡村是中国文化的储藏地，对建筑师而言更是一个宝藏，让我对建筑设计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可以说，西方的教育给了他扎实的专业基础，对于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流程非常熟悉，而回到国内的学习却使他推翻了原来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工艺与设计给了我很多新的启发，让我以全新的视野去看待建筑设计。从2012年开始，我逐渐尝试参与一些展览和非常规的建筑项目，乡间的考察让我用设计师的眼光用江南农村常见的竹子、茅草等材料去做一些作品，并受邀参加了在米兰、威尼斯、巴黎的一些展览，现在在‘太阳公社’做的一系列‘竹构’建筑就是从那时候的作品逐渐延伸而来的。”

 

建筑师与建筑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筑的形态也一定是和建筑师的状态是相一致的。据陈浩如回忆当时的情况，那是在2013 年的时候，有一个做农场的朋友邀请他参与到这个项目中，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做农场也没有想过要用“建筑师”，几乎也很少有城里的建筑师愿意去农村参与盖猪圈这样不起眼的项目，而且在人们的印象中建筑师是属于城市里的那套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农村则完全不是这那么一回事了。农村的规划往往是和农田紧密联系的，房屋的形成也是和树、田地、植被、庄稼，甚至山的形态联系到一起的。反过来看，城市中的建筑反而是没有这些依托的，而在农村确实真实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更建筑’。”陈浩如坦言，“这就是我选择去农村做建筑的初衷。其实，刚开始也没有想到要在农场盖什么建筑，对于一个农场来说需求其实非常简单，刚开始时仅需有一个可以养200 头猪的构筑物（场所），当然也可以用农村传统的砖石或铁皮的材质来构筑猪圈，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却是意义大于其他，且具有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探索性’。于是我大概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在做前期的猪圈设计，这期间也邀请了不少农户、养猪人等来我的工作室开会，广泛听取他们的需求和经验。”

可见，对于建筑师陈浩如来说，他从来都没有把做猪圈当作是一个乡间项目。对他而言，这个项目只不过是在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环境里开展，而这个环境反而让他得以暂时脱离城市中现有的一套建造系统，努力去摆脱以往作为一名建筑师的“务实”态度，如一个项目中必须是甲方、乙方、政府等各种因素综合考量下的产物，也必须是从立项、设计、建造、销售等一系列与城市有关的运营体系来运作的。而如今在农村，从材料开始就没有这些工业化的材料，需要建筑师自己去重新设定一套工作逻辑，这种“主动性”也是建筑师在创造一个自我的环境。“这也是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地方所在，这个挑战让我看到了我们要把一个类似乌托邦的事变成现实。我想中国的农村对于城市来说还是相对自由的，在农村里或许还有机会去实现作为一名建筑师的‘主动创造性’。”陈浩如坦诚地说。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让农业被视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成熟的自然农业技术和完备的农业管理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农业是乡村存在的基础，也是乡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可是，随着化肥和农药的普及，改变了农作物对自然气候的依靠和土壤养育的生态系统……

现代农业对于工业和市场的依赖侵蚀了乡村自给自足的产业和生活基础，使之走向衰落。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乡村人口流失，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导致当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崩塌。在建筑师陈浩如看来，当下乡村的重建首先是农业的重建，使乡村的主要产业恢复供养人口的功能，并在传承与吸纳中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建立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社区聚落。农村不仅是制造农产品的场所，同时也是农人工作、生活的场所，以及当地文化的保存地。

陈浩如说：“所以，我在考虑土地关系的时候，从土地上衍生出来的人。文化、动植物、气候等因素都是需要考虑在内。关于土地的思考对于一位建筑师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环节，现在人们往往把这称为‘文脉’并逐渐重视起来。比如中国人一般不会挖地动土，对‘动土’是有诸多忌讳的，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农田或者说是大地的完整性。另外，建筑和人一样都是易于消逝的，建筑应该是随着人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或者消逝，消逝也是一种有机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传统建筑里看到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建筑其实是不断在更换的，明代绘画中的苏州园林建筑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州园林建筑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建筑是‘漂浮’在土地之上的，这种‘漂浮’导致了中国古代建筑易于改变。而这种改变的结果未必是更好或是更坏，而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在对土地或场所的认知发生观念性的改变之后，时间的永恒性也发生了改变，建筑不再是如金字塔之类的建筑那样永恒存在、一劳永逸。虽然看上去建筑会变得短暂或易于消逝，但是这样的改变其实是有机和生态的。所以，每次重建的过程就变得尤为重要，重建看似是建筑师的问题，其实更多地包含了社会学的问题，重建应该成为一种转折，甚至是一种推动力量。”

 

“以上这种观念对我的改变也是巨大的。那么在对材料的选择上就不会像以往那么重，以往中国的砖石结构是一种视觉上较重的材料，而现在我会考虑更加轻、更加环保有机的材料，比如使用竹子或是轻型的钢材。除了轻重之外还有时间上的变化，不再盲目追求建筑必须是一劳永逸的”。这样的认识在陈浩如看来并非是学术上的突破，只是需要有一种认知上的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性的材料和建造方式也是有其不可代替性。”他继续解释说，“当下的农村，外来的特别是工业化生产的材料的使用往往导致区域内传统建造技能的萎缩，并迅速依赖外来的材料和人力资源。对外部材料的依赖曾一度让中国乡村作为农业的一种副业的传统手工艺逐渐走向衰落，这也是导致中国农村比较贫困的原因之一。例如在江南山区村落中，传统的建筑经常使用土和石作为基础材料，同一个地区的村子在运用本地人工时，夯土和堆石、木构的技法也基本保持一致，出于建造的经济性要求也会推动材料的本地化和建筑形态的相对统一，而且本地化的人工和材料在建造时也维持了本地工艺的流传和保存。”

 

可以说，陈浩如参与这个项目的初衷即是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创造性”和“探索性”，所以，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建造要满足乡村的需求，建筑为乡村所用，建造的时间也要符合农业日历，建设过程还需全民参与。这是他对如何重建农业生产生活与乡村社会的整体参与的一种“整体观”的阐释，也被他看作是一个外来人和土地拥有者之间的对话。他坚持把“建造”和“农业”看作是乡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的农人，不但是专业的农人，也是熟知农村生活的使用者，更是掌握自然材料和当地技术工艺的乡村匠人。他介绍说：“在搭建的过程中，与我们合作的搭建工人主要是农民，还有农民的儿子，很难说是谁在指导谁。我们让他们看到了竹子作为一种材质来构筑建筑的可能性，他们也重新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搭建方式，村民一起用双手搭起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家园。这个和从村外请施工队、买水泥、钢筋回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再需要依赖外部的技术和材料，这样的建造活动凝聚了乡村社会的人力资源，使得大家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历时一年多的项目完工后有很多人来参观，包括村民和外村的人。也会有亲戚朋友一路寻过来参观猪圈，因为搭猪圈是他们熟悉又新鲜的事情，而我们诞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猪圈形式”。能为中国乡村建设做一些事并得到村民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赞赏，让陈浩如充满幸福的成就感，他补充说：“事实上，这个村庄原来就有编织竹艺的悠久传统，村里有很多手艺精湛的‘篾匠’师傅，而我们的作品称为‘竹构’，看上去我们好像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东西，其实竹子是这个村庄里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只是他们没有尝试过用竹子搭建这样的房子。我们只是在用当地的常见材料和当地的农民朋友们创造一种新的竹子的构筑形式。并且这种‘竹构’的形态和技术是可以被复制的，不少外村的人也邀请这里的师傅去搭建用竹子构成的现代猪圈。如此来看，重建不但让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可以得到延续和保存，村民们还可以输出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可见，我们通过原材料和当地人工的使用试图创造了一种农村的发展新模式，也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试图重塑中国乡村社会。”

 

在采访的最后，陈浩如却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建筑师盖完了房子接下去做什么呢？是接着盖下一个房子，还是留在原地呢？”这是一个关于建筑师在当下的处境和身份的问题，他一边解释并自圆其说：“我在这个项目中，也是在构筑我自己的家园。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农场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所以，接下来还会继续积极参与并不断为农场添加新鲜的内容以吸引更多的城里人回归田园生活。”自猪圈之后，他带领着团队又做了系列的“茶亭”和“鸭寮”，甚至把学院的部分教学活动也带到了农场里。

如今，乡村和城市的互相需求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共生关系，尤其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虚拟社区的形成，为乡村社区的建设注入了新鲜的动力，以自然农业为基础的新型社区聚落有其独特性而吸引更多的人愿意“下乡”去。而衡量现代农场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太阳公社”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农场与重塑新农村的无限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