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展览馆还是展览?——米兰世博会的空间和内容之争
- Update:2015-12-23
- 唐克扬
- 来源: 2015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几位参与者对世博园的规划和展览模式提出了新的设想,但这种设想最终以妥协和失败告终。他们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折中的参展方案,为一堆国家馆组合的陈旧“世界”表达所替代。世博会的空间与内容之争反映出既存世博会模式的局限性,以及软性的展览手段和难以妥协的物理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
对于刚刚举办过上海世博会的中国而言,米兰世博会象征着一种持续上升的图景。中国国家馆位于园区中心位置,是仅次于德国馆的第二大外国自建馆,也是中国第一次以自建馆的形式在海外参加世博会。中国的场馆还包括以“中国种子”为主题的中国企业联合馆和以“食堂”为主题的万科馆,中国企业也是首次赴海外建馆参展。中国正在以雄厚的实力向全世界“展示其对未来发展的责任和期望”[1]。
可是在博览会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西方,一部分人认为世博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这种分歧不仅在本届米兰世博会的空间规划中引发了空间与内容的争议,还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世界各国对参展方式和参展结构的不同理解上。最终,在盛会的背景杂音里呈现出了长远议题与当下关注、城市发展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博弈,由于少数本地居民有限但是相当激烈的抗议活动,世界舆论对“世博会”自身困局的讨论达到了高潮。[2]
虽然基于2015 年6 月在米兰的实地观察,但本文并非世博项目的一次现场导览,它甚至也无意仅仅对参展场馆做出简单评述。相反,通过透视世博园规划建设的若干事件,我们将对世博会概念设计的一二关键问题进行梳理,这些问题尤其聚焦在世博会所代表的全球图景(“世界”)和它实际的影响手段(“展览”)之间的矛盾中。
“世界”
有哪些机会让人们在浓缩的时空中走向“世界”?可供比较的几个例子是:1. 世界级的体育赛事,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2. 著名的艺术展或者艺术节,威尼斯双年展或戛纳电影节都是人们所熟悉的重要的世界文化的“检阅”;3. 经济动因很强的大型展销会,比如“珠海国际航展”;4. 国家政府或各国学者所组成的全球政治或学术集会。这样的“世界”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例子中“世界”的呈现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专业学术会议对于一般公众的影响非常小,类似于联合国大会那样能够投射整体“世界人民”的政治性集会又相当罕见。导致后者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世界”表达的对象是观点和立场,它们的差异和冲突本不容易在同一种物理框架内部予以消除,比如“G8”“金砖五国峰会”“达沃斯论坛”一定程度上都是排他性的聚会。如此,以商贸、体育和文化交流为名而搭建的国际展会就成了相对完整的“世界”表达其自身的主要渠道。
仔细分析,能够和谐共处的“世界”的呈现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展销会之类的国际展会中,“世界”直白地表现为特色“物”产的集合,在世界博览会的早期,这些“物”大多并非寻常和共享的资源,而是琳琅满目的帝国“方物”——它们固然表达了“世界”的物理差异性,却由于预先被设定的意义框架带来了“世界大同”的印象[3]。第二,类似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群那样的“世界”组成方式正好与第一类“世界”相反,它强调的是对共同主题的不同诠释,由于这种诠释并不十分直观,“国别”的差异性是间接的,“世界”的整体形象让位于十分个人化的表达的拼图。第三,无论呈现的对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一旦它们被收纳于同一世界版图,冠以民族国家之名,看似平等共存的“世界”各部分间又存在着隐含的国际竞争,因此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轻重之分。正如人们在奥运会的例子里看到的那样,出席体育赛事的是各国派出的大小不等的“国家代表队”,除了在开幕和闭幕时“世界”是盛大完整的全景,由于比赛名次的原因,大多数国家的形象并非一再出现,它们就像马拉松的队列一样,有着天然的先后,“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界。
总体而言,从世博会的早期直至今日,它的展示对象也从具象的国别“物”产演变至抽象的世界“议题”。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主题是“滋养地球,生命的能源”,直白地讲,是“食物”。《墙报》(Wallpaper )略带几分揶揄地说,这是为在世博园大肆设置食品商店和主题餐厅提供了方便的借口。[4] 然而世博会方面更准确的主题定义是:“通过技术、创新、文化、传统与创造性等议题,讨论全世界居民获得健康、安全和足够食品的权利。”——这是一个对人类而言生死攸关的严肃命题,主题展示的重点并不在于“物”,而在于“物”之上下文,也就是获得并消费食物的“过程”(process)。这对于世博会的传统展示方式既是一种新机遇,也可能是一种不利的挑战,因为这样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呈现在博览会有限的时空之内。在这个意义上,《墙报》关于商店和餐厅的说法并不只是笑话,它预示着象征性的“世界”符号逐渐被它真实的运作方式所代替——除了商店和餐厅与“消费”明显的联系,巨大的食品超市也被搬到世博会中,在其中人们不仅可以购买食物,还可以看到食物所附着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的信息——在此,食品既是“展品”,又是“商品”。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世博园——“世界”的肉身和本地城市的依存关系。长久以来,世博会都是主办城市新区开发的刺激因素,基于这种开发的特点,大部分的“世界”在展后都要被拆毁让位给本地建设,只有小部分的“世界”才被留存下来成为地标建筑。它们中最著名的代表包括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巴塞罗那由建筑师密斯设计并复建的德国馆、纽约市的全球标志(Unisphere),在米兰也有为1906 年世博会建造的米兰市水族馆(Civic Aquarium of Milan)。但是这种开发模式对于2015 年的米兰世博会显然已经过时了,世博会所带动的米兰地区的区域战略规划并不依赖纪念碑式样的博览会建筑。研究表明,在意大利现有的政治地理架构内,过于本地的建设开发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而文化项目和商贸活动这样软性的举措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区域间的合作[5]。在米兰区域内举办的“全境的展览会”(Expo of the Territories)便是推进这种合作的具体举措,它的目标是营造一个超越物理界限的米兰大都会区域。不同于原来的大米兰市[6],这个既脱胎于各历史城镇,又在新的经济、社会网络中才得以整合的共同体被称为“众城之城”(Cityof Cities)。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将那些与世博会实施直接相关的投资、项目和倡议与其他潜在项目相结合,以便将这一事件的效应推展到整个大区”[7]。
如此背景下,得以再造的“世界”已出现了若干变异的迹象。比如世博局在展望本次博览会规划的远景时,从上届的“城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转移到了“景观”。“景观”既是食物生产的物理基质,又强调了世博会中“世界”虚拟而非确实的属性。理论上,不像临时搭成又匆匆拆毁的布景式的“城市”,世博园柔和的景观在展前展后有着高度的延续性。[8] 关于这种虚实相间的愿景,本次博览会的英国馆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该馆延续了上海世博会“蒲公英”的传统,它在努力缩小实际展示区域的同时,强调了与此平行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由英国BDP 建筑事务所和艺术家沃尔夫冈·巴特里斯(WolfgangButtress)及工程建造公司Stage One 一起营造的这个晶格状的“蜂巢”由大约17 万根铝合金管组成,管子末端的LED 灯的明暗反映着一千公里之外英国某个真实的蜂巢里蜂群的律动,骨传导耳机里实时播放的是不同种类蜜蜂的声音。“蜂巢”既是一个不定型的结构,又是一个向外通连的界面,这样的国家馆并不试图表征(represent)“世界”的某一部分,它所表达(express)的只是极为有限的展览空间和更大的“世界”的并存和通连关系。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也是对世博会现存秩序的一种质疑。
重新规划
2009 年,米兰的市长莱提西亚·莫拉提(Letizia Moratti)女士问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和城市学可以为这样一个世博会的远景做些什么。有感于过去的世博会常常只是百万人口参加的盛大演出,两位建筑师表示,对于这样的巨型展会兴趣并不太大,只有一种情况下他们才乐于参加世博会的规划工作,那就是他们的客户“愿意接受一个簇新(radically new)的世博会愿景,放弃那种基于地标建筑和过时的国家尊严的名利场表演的单调博览会理念”——这种理念是19 世纪发展起来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暗示了它已经过时和失效。[9]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认为世博会的“世界”观念亟需得到更新。他们是在听到意大利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卡罗·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的演讲之后产生整个新想法的,佩特里尼推行着他称为“Terra Madre”的全球运动,它所关注的是“农业景观、人口过剩、干旱、土壤贫瘠化、工业化和跨国农产业公司带来的育种议题”。两位建筑师继而认为,世博园的规划应该基于内容,而不是基于争奇斗艳的建筑。鼓励国家馆大肆营造标新立异、形象孤立的展览建筑,只会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无谓的个性竞争。[10]
2009 年夏季,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斯蒂芬诺·波里(StefanoBoeri)、里奇·柏丹特(Ricky Burdett)、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McDonough)联合向世博局提交了他们认为理想的规划方案。两位领导规划工作的建筑师解释,他们的方案基于一个正东南西北(cardo/decumanus)的网格系统,之所以选择类似罗马城市的规划格局,是因为这样的方案有种普适和灵活的开放性,这种极为简单的布局可以从夸张的个性化设计(individually design)中获得解脱。建筑师在这个方案里将无所作为,组织方帮各国设计简朴的展览设施,而参展国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切题的展出内容上:各种农业景观和花园。一条磅礴大气的大路连接起这些景观和花园,而大道本身也将是整体景观的一部分,它是一座“漫步花园”(walking garden)。花园中间正好可以放下一张巨大的可以供全体游客集体就餐的桌子,它代替了我们今天实际看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餐馆,也呼应着现存于米兰的达·芬奇著名绘画作品中所提到的“最后的晚餐”,它是对“世界食物消费”这样一种机制的壮观而直接的再现。[11]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方案触及了两个层面的问题。更直接的层面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世界”本身的概念性结构:是依据“世界地图”创造出一个等比缩放的模拟结构,还是依据观念和议题之间的实质联系将“世界”的各部分串联在一起?第一种“世界”犹如一个集成了各色迷你景区的微缩模型,或是一幅宏大的拼图,而“餐桌”是后一种方式的概念提取——物化。第二个层面,也许触及了米兰世博会顶层设计的层面:由一群大小展览组成的世博会到底要展示什么?在此的“世界”是一个展览馆还是展出的内容?对于早年曾经担任过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助手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而言,他们绝不会忽略这样的博物馆学问题。这样的问题最终又是难于回答的:尽管展览馆的概念在他们的方案中大大简化了,但是它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除了以帐篷形式表达的“世界的集市”是另类的博物馆,扮演着中央展台功能的长餐桌是展陈的基本程序,还有依然清晰的各国“展出空间”(或者说,展出的“摊位”)。世博局的官员们礼貌地评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大胆规划具有“富于热情的几何形式”(geometric rigor),他们所提出的简单明了的平面得以保留。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样“大同”的设想在参加国那里并不受欢迎,大多数国家依然循旧例举办了国家馆方案的征集。到了2011 年,已经很清楚,规划中有可能保留的也只有“富于热情的几何形式”。他们所设想的生态气候室( bioclimatic greenhouses)被放弃了,原拟作为世博园区交通方式之一的运河通航方案不了了之,“景观”现在只剩下了象征层面的意义。尽管巨大的、象征全球集市的帐篷结构还在中央大道的上空,但是由于那些更加引人注目的国家馆的存在,它已经失去了原来单一素朴的展览设施的地位。由于这样不太光明的前景,两位建筑师最终退出了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规划工作。
展馆和展览:建筑以及内容
两位建筑师试图创造出一个轻松(light)的世博,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建筑的世博——对于曾经获得2001 年普利茨克奖项的建筑师而言,这是一个奇怪的选项。他们明显将“建筑”放在与“内容”对立的位置上,把自己变成了世博会唯一的建筑师,也是它核心结构的规划师。他们并未明确地解释展览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暗示它就是世博会真正应该展示的对象,比如“每个国家从生产到消费的食物链(food cycle)”。在世博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由于两位建筑师所尊敬的卡罗·佩特里尼最终决定以慢食(Slow Food)的主题参加世博会,赫尔佐格和德梅隆重新加入了世博会建筑师的行列。更恰当地说,他们像是佩特里尼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和展览设计师。展览的主题有关生物多样性和食品生产,地点是在大道最东端原本放置公共论坛的地方。佩特里尼不情愿把他的展览变成大农业公司式的秀,而希望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为展览带来“食堂和市场”的氛围——“观望”“交流”以及“闻、品尝”:人们可以“观望视觉陈述,阅读有关不同消费习惯及其为我们的星球带来的后果的关键段落”;人们可以“与可持续农业和本地食物的推广者聚会交流,获悉替代性的方法”;人们可以“闻、品尝到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农业、食物的丰饶”。为此,建筑师设计了三个具有伦巴第农场小屋“Cascina”式样的棚舍,并且采取特别举措,在展览之后将它们重新利用为意大利学校中的花园小屋。
毋庸讳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所攻讦的世博会的种种问题都不失准头。但一旦他们在规划阶段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或是在最终阶段以个别参展者身份出现在世博园中时,三种不同的图景便不可避免地重叠在了一起,和别的展出者无甚不同。建筑师一方面用一个大大简化但是依然有很强象征意味的“世界”取代了它的微缩模型,这时候“世界”是一个简明的图解(diagram),和它的规划平面图看上去并无二致。另一方面,无论是原方案中的长桌还是最终实现的伦巴第棚舍,尽管所采用的建筑形式相当素朴,但建筑师并没有彻底放弃他们对形象和空间的控制。这种控制首先是通过与众不同的建筑程序(architecturalprogram)来实现的,然后又落实为不失精致但无甚新意的建筑语言。最终,抽象的秩序和具体的感受在展览策划的层面相遇,“展品”并不像展览手段表现得那样“零度”“无差别”。通过专门设计制作的字体、照片和叙事,棚舍中依然是一个美术馆所能讲述的精美的故事,中规中矩。
有关“内容”的问题最终回到21 世纪世博会的展览策略和展览模式,而不仅仅是它的规划和建筑。除了“世界”本身亟需变化,“展览”这个看似中性的概念也处于激烈的震荡之中——19 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博览会已经是“国家之间的比量”(global comparison)。从它的起点开始,世博会力图显得像传统的集市一样只有经济目的,但把如此多的国家展览集中在有限的空间内,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了很强的政治、文化和现实含义的差别。如奥运会100 米决赛中8 个“国家”同时站在起跑线上一般,展示在世界观众的面前。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长桌子如同耶稣的餐桌一样,都突出了中央与两边天然的差异,主办国意大利馆和备受瞩目的中国馆均处于“桌子”的中段。更有甚者,1 平方公里范围内这段大道对于步行者而言是很难轻松地走完的,因此实际上是“中段”,而不是最终的“论坛”,才是展览的高潮所在。
相对于无差别“罗列”展品的19 世纪模式,另外一端就是将展品转化为道具的“演出”,以便折冲实体的展览内容间的不平衡。“演出”,使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最终方案中简单的“观望”显得黯然失色,更不用说需要耐心和沉浸的“阅读”,或者对旅游者而言很不实际的“交流”。除了习惯性地参观大道起始处几个最先进入视野的展馆以外,大多数观众都在展馆之间穿插和跳跃,以便安排好他们的时间,赶上有场次要求的“秀”,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多厅电影院。世博会本身的规划已经提供了一个盛大的室外舞台——这个定期露天演出的舞台的精华浓缩在前述的大道“中段”——但是借助先进的技术,数字时代强大的“定制”能力让参观者倾向于自己编排自己的游程,灵活的事件程序取代了原有的物理秩序。另外,各国主办方各自控制着他们“秀”的节奏、“秀”的时间表以及观者欣赏“秀”的方式,这些都要求参观者争分夺秒。除非事先有所准备,无法准确控制的人际交流是无法和随处皆是的“秀”来竞争的。
可以和“秀”相抗衡的是无处不在的“购物”和“消费”,“展品”成了“商品”。就如同抢购廉价商品的大型“销品茂”的顾客不在乎相对低下的空间质量,在多达百十种地方食物中挑花了眼的消费者也不再关心他所在空间的意义——当代的博览会“展览”中的“世界”因此走向虚拟,它取消或者至少淡化了“食物短缺”这样一个严肃议题暗示的真实的困境。
唯一能使人从这种困局中解脱出来的恰恰是空间本身的品质,而非仅仅是展览的“内容”。虽然共同“景观”的选项落了空,依然有很多国家选择将他们的展馆设计为各自不同的“景观”。比如奥地利馆的主题是“世界最好的空气”,它通过一个自成系统的人造奥地利“山林”营造出的微气候,象征性地表达出“一片室内的风景”,代表着奥地利国家对森林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管理的成就。整个展馆不使用空调,完全依赖植物的蒸发-呼吸作用调节气候。按照展方的描述,光线射入展馆时,43200 平方米的叶片面积每小时可以产生出62.5 公斤的氧气,足够1800 人的需要,相当于一个“光合作用收集器”(photo-synthesiscollector)。展方暗示,在世博园的“城市”中植入的这片山地是自然补益人工的表率性的贡献(exemplary contribution),可以大大改善前者的境地。但是,自我封闭的“室内的风景”和这种整体性的表述多少是自相矛盾的,和另一个获得好评的巴林馆类似,它并不试图颠覆外在的城市语境和展览程序,而是把展览对象自身转化为程序和语境。也就是说,这些“展品”既是内容又是空间,就如同“遥感”的英国馆的例子一样,它在自我指涉的同时,也多少对世博会展览模式的本身提出了挑战。
就展馆和展览的关系而言,直观的“世界大会”的表达和虚拟的“世界议题”的提出往往处在两个不同的感受尺度上,依赖于不同的传播手段。对大多数依赖读报和看电视来检阅“世界”和少量只在开幕式上露面的世界群众与“领导”而言,这种“世界”的感受路径和传播渠道原本就是虚拟的,是一块无论如何搬弄都无伤大雅的拼图。但对于实际规划建造世博园的各国建筑师,乃至于付出可观体力实地参观世博会的远客,加上需要实际承受世博园“事件后效”(post-event)的当地人而言,实有的空间和具体的展品才是“世界”构成的砖石,这是无法轻易变更和改革的。以往的世博园规划过多地强调了作为展品的“展馆”的形象构成,“展馆”形象彼此的关系是“世界”的直观表达。因为虚拟与现实的冲突、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冲击,简单的“世界”拼图已经不复使用。与此同时,它又无心或者无力细究“展馆”与“展览”的关系,或者“展览”与“展览”间的关系——在传播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这两者实际上也是更富于建设性的“世界”构成的路径。
富于意味的是,在“世界”的现场,数字时代的展览技术越迁就人们对虚拟“世界”的想象,宜人的人造景观或者创新表达的“世界”距离“展品+ 展馆”的传统展览模式就越远,现存的世博会模式和它所承载的沉重意义间的矛盾也就越突出。
注释:
[1] http://www.gov.cn/xinwen/2014-06/17/content_2702404.htm
[2] Oliver Wainwright, Expo 2015: what does Milan gain by hosting this bloated globalextravaganza? Gurdian, May 12, 2015.
[3] 蔡沉《集传》:“方物,方土所生之物。”嵇康《答难养生论》:“九土述职,各贡方物,以效诚耳。”“土产”的概念基于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优越感,中央帝国的君主或统治者广泛地搜集这些方物,象征的意义远大于实际贸易的需要。
[4] Giovanna Dunmall, Food for thought: the best pavilions of Expo Milan 2015, Wallpaper,May 2015.
[5] Alessandro Balducci, Valeria Fedeli, and Gabriele Pasqui,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ntemporary Urban Regions: City of Cities: A Project, Farnham, 2011.
[6] Mattia G. Granat, Smart Milan: Innovations from Expo to Expo (1906–2015), 2015, p211.
[7] Province of Milan, Expo of the territories: towards Expo 2015, Nocetum, 2015, pp119-120.
[8] 例如,1892 年的芝加哥世博会的绝大多数建筑都已经销声匿迹,但是世博会规划的景观轴线依然是芝加哥大学南北校区的分界线,也是附近社区发展的主要物理依据。
[9] 本文中有关该项目的引文均来自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官方网站。网址:https://www.herzogdemeuron.com/index/focus/444-expo-milano-focus/introduction.html
[10]“ Papa Francesco si arrabbia per i soldi spesi dal Vaticano per l'Expo” [Pope Francis angered by the money spent by the Vatican on the Expo]. Diretta News (in Italian), 27 April 2015. May 2 2015.
[11] 就在同一时期,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2011 年设计的中国国家美术馆方案,也是一张“最后的晚餐”式桌子的平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