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解构与时尚重构——“新天地”环境设计中的大众符码化幻象解读

      在中国，青砖色早已成了东方主义的标志色，它构筑着早期现代都市的民居风景，其上叠加着各种暧昧的历史语意：坚硬、凝重、收敛、含蓄、闭抑和静止。然而，在“新天地”里的青砖高墙所构成的大面积视觉主体，其语意却是阻挡、拒绝和隐藏，把游客制止在它的面前，迫使他们屏住视觉的呼吸。这种自闭式的冷漠让游客终结了前进和深入的欲望，而紧闭的百叶窗强化了这种自闭主义倾向。而矛盾的是，原来传统石库门建筑中沉重的黑漆木制大门却被替代为空洞、虚无甚至是不真实的玻璃门，它在传达一种接受、公开、抑或是一种隐喻般的挑逗？一方面利用夸张的墙体制造神秘和矜持，一方面又透过玻璃门向游客审慎地提供观察和进入的通道。这种状态正是对“新天地”双重人格的含蓄揭露。作为一组组蓄意构筑的殖民地符号体系，尽管“新天地”的建筑外部构型和内部功能产生了惊人的冲突，但这似乎并不妨碍西方游客的流连与穿越。（图6、7）

      青砖主义的这种建筑语法，制造了这样一种消费错觉，即他正置身于一个东方化文本的核心。而“新天地”只不过保留了石库门的外观而已，在其内部，那种四合院式的标定着尊卑、主次、上下、长幼的伦理结构遭到了彻底颠覆。取代它的是由现代主义的极端符号“钢和玻璃”所构筑的舞台、楼梯、平台、包厢和观众席，它们聚集起一个庞大的歌舞演出和红酒消费的情欲空间。石库门只是一个被抽空了的词语外壳，而被重新填写以现代享乐的浓烈语义。它在金钱的鼓舞下变得生气勃勃，所有的消费者都从这里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消费尊严。他们的消费意图来自于对石库门的文化记忆。在殖民时代，曾经是作为摩登主义广泛符码而存在的石库门建筑，与徐志摩、张爱玲等小布尔乔亚密切相关，隐喻着西方现代性的登陆与扩张。

      这种“西方想象”的样板，在“新天地”里随处可见。像“逸飞之家”这样的店铺，就是众多一个个强行插入青砖体系的另一种西方碎片。有限的光线、明亮的玻璃、精致的器皿和空间的秩序，加上故意卖弄的姿态，作为一个“伪文化”的精美样本，代言着“新天地”乌托邦的资本神话。传统文化资源已经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轻易而自然地被重组，然后被重新定义，最终以代表时尚的设计符号被不剩点滴地消费了。正如哈桑揭示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的第二个特征是“重构”趋势。[6] 时尚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创新，更意味着以设计的方式为诱惑力，将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框架中进行的重构。

      在后现代社会视觉符号帝国急剧扩张的时代，日常生活形式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人们是如此深刻地为媒介，尤其是视觉媒介所控制。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大众符码化使得商业设计制造了一个高消费的幻象，并且把它变成一个严肃的公共交易契约，而环境艺术设计的各种创意也推波助澜地帮着第三世界把西方最寻常的日常消费品变成奢侈品，用时尚替代内在精神性，令其散发出物性的盛大光辉，企图改造没有精神意义的世俗生活本质。作为一种文化体验与文化实践，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也正在时尚的洪流中奋力挣扎，想要找到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道路。这里存在着一片混乱，或许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机遇。

注释：
[1]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第381 页。
[2] 冯骥才：“文化遗存的新灾难：旅游性破坏”，《人民政协报》，2002.12.16。
[3] 张松：“历史城镇保护的目的与方法初探——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为例”，《城市规划》，1999.7。
[4（] 美）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2，第145 页。
[5] 罗小未等：《2002 上海新天地——旧区改造的建筑历史、人文历史与开发模式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2002，第78-93 页。
[6] 同[1]，第382 页。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 詹克斯，《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语言》，李大夏摘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84。
[2]（美）罗伯特• 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1。
[3]（美）道格拉斯• 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