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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雅事——宋代墓葬图像中的“茶事”

  • Update:2016-09-20
  • 丁 雨
  • 来源: 2016年第8期
内容摘要
宋代墓葬中出现有饮茶相关的图像和随葬品,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些出土资料,分析其在墓室中的功能,进而结合文献资料,辨析士庶阶层饮茶习惯的异同,以此观察宋代士庶阶层不同的心态和行为习惯。
 
宋人素有饮茶之风。在宋诗、宋文中,多见对饮茶、点茶、斗茶等相关活动的描述。这些描述往往用文辞烘托出清雅的意境,彰显出饮茶活动中文人的意趣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北宋中晚期,著名文人蔡襄的《茶录》和才子皇帝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更表明了文人士大夫和贵族阶层对饮茶活动的重视与喜好。而在《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等诸多文献之中,不仅有对皇家官府进茶、赐茶的大量记载,东京城、临安城中,平民阶层在茶坊、茶肆中卖茶、饮茶的活动记录也俯拾即是。王安石称:“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这表明,饮茶及相关活动不仅是文人论道闲游中的一桩雅事,其在普通市井阶层中也相当流行。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宋代流行多种饮茶方式。在这项雅俗并举的活动中,不同的阶层在饮茶方式上存在怎样的联系与差异?宋代文人的文献记录对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饮茶活动多有描述,而近年来北方地区出土的宋代仿木构砖室墓的壁面装饰,对普通民众的日常家居生活多有描摹,其中也有一些“茶事”图像,展现了平民阶层的饮茶特色。本文试图利用墓葬中的图像资料,结合前人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成果,管窥文人阶层和平民阶层“茶事”的异同,进而尝试以“茶事”为支点,探讨这一日常活动背后雅俗文化的互动。
 
一、墓室中的茶事
宋代流行点茶法,兴起于晚唐。一般是将茶末置于盛器之中,再将沸水倒入盛器之中冲点,然后多次“击拂”。[1] 蔡襄在《茶录》中将点茶分为碾茶、罗茶、候汤、熁展、点茶等几个步骤。此外,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提倡煎茶法在宋代也较为流行。其具体做法是先将水煮至微沸,取茶末投入搅动,然后倒入盛器中饮用。两种饮茶方式在程序上的差别,导致其在茶器的选用上存在一定差异。据扬之水先生考证,煎茶法所用的关键器具主要有风炉、铫子、急须、短流煎茶瓶等。点茶法所用的茶器则主要有长流汤瓶、茶筅、燎炉等。[2] 利用这些差别,我们或可对宋代墓葬壁饰中出现的“茶事”图像略作观察。
北宋早期,仿木结构砖室墓主要用于帝后、品官墓葬。在这一时期,墓室中的装饰较为简单,亦缺少人物形象,很难从中辨析出较为明晰的人物活动情况。从北宋中期开始,品官贵胄不再使用仿木构砖室墓,这种墓葬开始为平民所使用。[3] 与此同时,仿木构砖室墓中的壁面装饰也日趋复杂,其主体装饰中出现了大量家居内容的图像,为我们了解当时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在这些墓葬中,一些墓葬的壁饰出现了“茶事”题材。据学者研究,这些“茶事”图像大体可分为备茶、进茶、饮茶三类。[4] 不同的饮茶方式,在茶事的整个流程中,均存在茶器使用的差别。
饮茶图实际多为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的一部分。饮茶所用的茶盏、盏托、温碗、执壶等往往绘制于桌面之上,共同构成了饮茶的情境。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在宋元时期的仿木构砖室墓中极为流行,而茶盏、执壶等茶具也频繁出现于墓主人夫妇之间的桌面上。虽然茶具可能仅为伴随这一情景出现的道具,但茶具的选用却大体可以暗示墓葬营建者日常采用的饮茶方式。如白沙宋墓M1 前室西壁、M2 西南壁的墓主人夫妇并坐图(图1)[5] 中,桌上执壶均为长流[6],表明图中人物选取的饮茶方式为点茶。进茶图则常表现为侍者手持放有茶盏的托盘,有时还配合绘有侍者持执壶。河南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东耳室三面均绘制备茶相关流程[7]。其中东室北壁绘二女,一人持长流汤瓶,一人托一托盘,盘中置两茶盏盏托,所绘应为侍者进茶。侍女所用的长流汤瓶,暗示了所进奉之茶也是采用了点茶法。与饮茶图、进茶图相比,“备茶”图像更能体现调配茶汤的关键步骤,进而反映图像中人物所采用的饮茶方式。登封黑山沟绍圣四年(1097 年)李守贵墓西南壁所绘图像,发掘简报称为备宴图[8]。具体而言,此图像反映的应当是备茶活动。壁画中绘有一桌一屏风,桌上有一托盘,内置两茶盏。桌左、桌后各有一女,桌左之女右手持小罐,左手持有一长条形物,将其一头放入桌上茶盏之中(图2)。简报称之在“搅茶”,有学者认为是点茶步骤中的“调膏”,并认为其所持为茶匙,即“茶筅”。[9]
实际上,茶匙似应与茶筅区分开来。对比故宫博物院所藏李嵩的《货郎图》(图3)、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宋墓砖雕[10] 中的茶筅可知,黑山沟宋墓壁画中女子所持之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会图》(图4)中人物所持取茶末之物更为相似,而与顶部为精细切割为丝状的茶筅形象颇有不同。从茶筅的结构来看,它应主要是搅动茶汤起沫之物,而非用以取茶末。据学者研究,点茶过程,需取茶末,注入少量开水,在盏中调成膏状。之后,再边注入开水,边用茶匙或茶筅搅动,即“击拂”[11]。沈冬梅据《茶录》与《大观茶论》,认为宋徽宗以后,“击拂”以用茶筅为主。从黑山沟宋墓壁画来看,画中女子手中所持应为茶罐,画面中又缺少汤瓶用以注水,它所表现的瞬间很可能是使用工具取茶末置入茶盏这一过程。沈冬梅认为,茶匙亦非取茶工具。取茶工具应为“匕”或“则”。[12]黑山沟宋墓西壁左侧绘有一女一方炉,炉中放二执壶。简报称其为酒注,实际上其应与西南壁共同构成一幅备茶画面。画中方炉应正是制备热水所用的燎炉。河南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东耳室亦存有备茶图像[13]。其中南壁绘有一炉子,上置注壶,一女子在旁扇火,另一女子笼手而立。这亦应是备茶中,制备热水的程序。北宋政和七年乐重进石棺[14] 前档左侧,阴刻一女碾茶,其后方桌子置有茶盏,所表现的则是备茶中的碾茶过程。从各案例透露的细节来看,黑山沟宋墓壁画和邙山宋墓壁画中所备之茶,采用的应皆是点茶法。
从宋代墓葬材料来看,平民阶层墓葬之中所见备茶图多绘制点茶法相关的茶具和制茶过程,少见与煎茶法相关图像,似表明点茶法在平民阶层更为流行。扬之水列举大量诗文材料证明,煎茶以其所蕴含的古意为文人士大夫所重。[15] 文人士大夫阶层少用砖雕壁画墓,我们难以从墓葬图像中窥得线索。不过,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随葬品,则可为研究提供一些信息。
吕大临家族墓是宋代文人、品官墓葬的代表。吕氏家族墓虽亦有不少墓葬被盗,但仍出土有不少重要遗物,能够为探索当时文人的生活品好提供一定的线索。在吕氏家族墓中,出土了茶盏、盏托、执壶、温碗、铫子等一系列茶具。以茶具作为随葬品,表明了墓主生前对饮茶的喜好和相应的习惯。在吕大防孙女吕嫣墓(M7)中,出土有一件长流瓜棱注壶(图5)。而在吕大钧长子吕义山墓(M26)中,既出土有长流铁执壶(图6),又出土有一件石铫(图7)。陆羽《茶经》中谈到煎茶器具时,所提到的煎茶器皿,是“鍑”,各地方或用铁、或用瓷、或用石、或用银为之。[16] 扬之水考证宋代诗文,认为“铫”与“铛”更为习见。[17]而苏轼则有《次韵周穜惠石铫》盛赞石质铫子在煎茶时胜过腥铜涩铁。[18]吕氏家族墓葬中既出土有长流注壶,又出土有石铫,这或表明吕氏饮茶时既采用点茶法,亦采用煎茶法。出土随葬品虽不能如图像般具体演示其原有的用途,但其本身的质地、颜色、形态,却能反映墓主生前的品味。陆羽在《茶经》之中,对唐代瓷制茶碗进行了排序,认为越州瓷器如冰似玉,为最上,鼎州次之,并对邢州瓷器和越州瓷器进行了比较。[19] 不少学者认为,鼎州窑即为耀州窑。陆羽对茶具的选取,已经显现出清雅的趋向。而吕氏家族墓出土的茶具有相当部分为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等当时的名窑产品,造型精巧,釉色优美,为当时青瓷、白瓷中的高档产品,正与《茶经》中品鉴茶碗的意趣相合。
在宣化辽墓中,亦绘制有大量与备茶相关的图像。[20] 在张匡正墓(M10)、张文藻墓(M7)、M6、张世卿墓(M1)、张世古墓(M5)、张恭诱墓(M2)、韩师训墓(M4)中均有较为明确的备茶图。其中M10、M7、M6 所绘皆有风炉,并有童子看火扇风,上置短流煎茶壶(图8),所采用的应是煎茶方法。而M1、M5、M2 的墓葬壁画中则绘有长流执壶置于燎炉之中(图9)。燎炉多为方形,亦有如宣化辽墓中似盆有蹄足者。这表明其所表现的是点茶法。张氏一族中,张世卿在辽为官,曾官至银青崇禄大夫,具有一定的品级。而在张氏家族的墓葬,点茶法和煎茶法并存。宋辽自澶渊之盟之后,互有交通。辽国南部汉人士大夫家族墓葬的这一情况,亦可为我们认识两宋的情况提供一些参考。
 
二、茶事与丧葬
墓葬中的图像与随葬品,为我们认识士庶阶层饮茶方式不同提供了线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士庶阶层的墓葬中,均有出现与“茶事”相关图像、器物的情况。这固然说明了“茶事”的流行与普遍,但更令人好奇的是,“茶事”在丧葬活动之中,究竟有何功能?
李清泉考察宣化辽墓后,发现伎乐图与备茶图往往东西相对,通过与民间祠庙中赛神供盏仪式的对比,他认为两者共同组成了娱悦和祭供死者的礼仪虚拟空间。[21] 袁泉在对辽墓[22] 和元墓[23] 进行研究后指出,墓葬中出现的备茶图,与宋元时期众多家礼记载的丧葬过程中的“点茶”“供茶”颇有相关。相对于其他装饰题材,备茶题材具有祭祀性质,而以茶为祭在宋元时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到蒙元时期,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等多地的墓葬壁画都出现了“奉茶进酒”这一装饰题材的组合模式。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与蒙元墓葬相比,北方地区宋墓中出现备茶图像的案例并不算多,且分布较为集中。在韩小囡2006 年收集的240 例带装饰的宋墓中,出现备侍图者为22 例[24]备茶图仅为备侍图的一种,其出现比例应当更低。隋璐认为,带有备茶图的宋墓主要出现于河南地区[25]。陈章龙则更具体指认为豫西、豫中一带,甘宁地区也有零星出现。[26] 这一情况或表明,“备茶图”在丧葬中的使用,从宋至元,使用范围有日益扩大化的趋势。从洛阳邙山宋墓、乐重进石棺墓的情况来看,至迟北宋中晚期,“奉茶进酒”的图式结构已经开始出现。邙山宋墓东耳室三面壁画均为茶事相关活动,而西耳室可见的壁画,均与酒有关。乐重进石棺前档中间阴刻墓主人观赏伎乐,左侧刻备茶图,右侧刻备酒图。这些案例,正与蒙元时期经常出现的“奉茶进酒”图像相合,表明蒙元时期此类图像组合早有渊源。司马光《书仪》中言及丧礼,提到:“执事者设玄酒一瓶,酒一瓶于东阶上,……设火炉、汤瓶、香匙、火箸于西方。”[27]《朱子家礼》对丧葬之礼亦有类似记载。文人用文字记录下动态仪式礼节,却以静态图像的形式凝固于平民阶层墓葬之中。宋代虽已出现文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分野,但从这一情况来看,士人之礼与俗人之礼,仍存在着沟通与共性。无论雅俗士庶,“茶事”在其丧葬文化之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茶事”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与平民阶层在礼仪文化方面沟通的重要载体。
 
三、雅俗之间
尽管“茶事”共存于士庶阶层的各类活动中,然而文人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的精英集团,往往引领了文化发展的潮流,“茶事”亦不例外。在俗饮之外,文人士大夫亦以“茶”为载体,在各种饮茶备茶活动中,寄寓心胸,寻找乐趣,为弥漫茶香开辟了新的意境。
宋代贵族、文人留下多种茶论茶录,表现出他们对茶事相当程度的兴趣和专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甚至引导了茶文化的发展。其对茶事较为深入的参与,客观上使茶事获得了一层清雅的气息。就点茶而言,文人最乐于参与的莫过于点茶注水“击拂”这一步骤。宋徽宗认为,点茶需要注汤击拂七次,七汤各有侧重,最后使茶汤“分轻清重浊”[28]。对点茶的要求和操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点注之乐,主要在于观察注汤击拂之时,茶水表面泛起的乳花,宋人以其势若奔涛,变幻莫测为趣。文人士大夫常以诗词记录点茶之乐,宋诗宋词中描绘闲时戏作点茶的诗句数不胜数。最有名者或莫过于陆游所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分茶即点茶[29]
对宋人来说,煎茶已经算是唐代的古法,而点茶是煎茶的简化。文人之所以不惧繁复,屡用煎茶,并在诗文中多加歌咏,其用意在于追慕古意,追索风炉石铫中的清雅境界。李零指出,中国艺术,素有复古的倾向。[30] 北宋时代,自太祖起,频编新礼,为进行礼制改革,考古仿古。由此金石学勃兴,正表明了时人对古风古礼的追溯。徽宗时期,修《宣和博古图》,制备仿古礼器,将仿古之风推向高潮。时风之下,文人的文艺活动也各有复古之举。诗法汉唐,书推钟王,正是其中的突出表现。文人士大夫对于饮茶方法的选取,自然也受这种复古风气的影响。南唐徐铉云:“任道时新物,须依古法煎。”已然对煎茶古法推崇备至。陆游诗云:“煎茶小石鼎,酌酒古铜卮。”两句相对,而煎茶用鼎,实欲渲染饮茶酌酒中的古意。
文人士大夫阶层点茶与煎茶并举,那么他们如何评判两种饮茶方式呢?苏轼的看法或可作为一例。东坡先生多有作品谈及煎茶,其名篇《试院煎茶》,虽有借茶事暗讽时事之意,但亦对煎茶法和点茶法做出了品评,颇可代表当时文人阶层对两种饮茶方式的认识。其诗曰:“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前文描绘点茶,已有松鸣雪轻之高境;“煎水意”语后言煎茶,则更有返璞归真、潇洒自在之风度。两法着实各有千秋。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31] 同书又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32]由此,我们或能观察到“茶事”的两面性:在世俗生活中,它既是一桩闲事,又是不可或缺的必要之事。文人亲自点茶煎茶,是在“闲事”中寻求意趣。然而实际上,茶的影子,在日常起居、婚丧嫁娶、待客迎宾等种种居家与社会活动中无所不在。因其普遍,似乎人人皆可上手,但或许又因其普遍,在世俗的社会交往之中,“茶事”的置办又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性。《梦粱录》与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均记述有“四司六局”。宋代的四司六局是操办宴会的专业行当,其中就包括茶酒司。《都城纪胜》云:“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33] 表明四司六局提供的“茶酒服务”,因其熟练且具备相当的专业性,而能够为操办宴会的人家提供方便。不论是“官府贵家”,还是“都下街市”,家中若要操办宴会之时,都可以请四司六局来操办。而两书在此节提到的“四般闲事”,均明确指出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一叙述表明,在宋代,操办宴会时,置办茶事所用的是点茶法,且需要操办者相当熟练,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而这种对专业性的要求则反映出,点茶是宴会过程中不可或缺且相当重要的项目,无论士庶。这一例子,反映了“茶事”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以及点茶法在宋代士庶阶层中的流行。
 
结语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不仅体现社会制度的种种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文化之中。茶是中国物质文化中的代表性产品,不同阶层对茶的不同使用方法,客观上也表现了各社会阶层不同的行为取向与文化特征。从丧葬装饰、遗物和文献记录出发,我们大体可以观察到士庶阶层在“茶事”方面的异同,以及士庶雅俗文化的沟通。深究寄寓在“茶事”这一载体上的不同取向和方式,则给予我们体察宋代士人阶层的心态与庶人的行为规范的机会。
 
 
*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5M581013);并受到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资助。
 
注释:
[1] 孙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1,第62-69 页。
[2] 扬之水:两宋之煎茶,《中国历史文物》,2002.4,第26-32 页。
[3]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第142-143 页。
[4] 隋璐:宋墓茶道图探析,《农业考古》,2014.2,第106-111 页。
[5]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北京,2002,图版伍、图版玖。
[6] [2]
[7]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文物》,1992.12,第37-51 页。
[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文物》,2001.10,第60-66 页。
[9] [4]
[10] 陕西历史博物馆主编:《寻觅散落的瑰宝——陕西历史博物馆整理文物精粹》,三秦出版社,西安,2001
[11] 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第37 页;扬之水:关于分茶与斗茶,《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4,第453-469 页。
[12] 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第70 页。
[13] [7]
[14] 李献奇等:河南洛宁北宋乐重进画像石棺,《文物》,1993.5,第30-39 页。
[15] [2]
[16] [ ] 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宋百川学海本。
[17] [2]
[18] 全宋诗。
[19] [2]
[20]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北京,2001
[21] 李清泉: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3,第104-126 页。
[22] 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华夏考古》,2006.1,第73-84 页。
[23] 袁泉:《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187-194 页。
[24] 韩小囡:《宋代墓葬装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1959 页。
[25] [4]
[26] 陈章龙:《北方宋墓装饰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7] [ ] 司马光:《书仪》,卷十,清雍正刻本。
[28] [ ] 赵佶等:《大观茶论外二种》,中华书局,北京,2013
[29] 扬之水:关于分茶与斗茶,《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4,第453-469 页。
[30] 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7,第8 页。
[31] [ ]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四司六局筵会假赁条,清学津讨原本。
[32] [ ]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鲞铺条,清学津讨原本。
[33] [ ] 耐得翁:《都城纪胜》,四司六局条,清武林掌故丛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