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玻璃三千年

三、迟到的辉煌
清代，历史悠久却徘徊歧路的中国古代玻璃器终于迎来了辉煌。宫廷玻璃厂的设立使中国的艺术玻璃已足可抗衡西方，以北京、广州和博山为代表的民间生产走向了兴盛。

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营建宫廷玻璃厂，以后，玻璃厂归入了养心殿造办处。康熙皇帝关心科学，若按西方的记录，玻璃厂的设立当与耶稣会士向他演示的玻璃仪器有关。  玻璃厂靠日耳曼传教士纪里安主持，由来自广州等工匠参与，以欧洲配方和工艺，生产单色【图13】、洒金、刻花的器皿。作品“浑朴简古，光照艳烂如异宝”。康熙玻璃厂的重要贡献是套料的发明，这是以彩色玻璃在异色玻璃地上贴出图案的做法。套料之法当年已传入民间，乾隆时代的作品更加精彩。

13 清康熙水丞

雍正即位（1723年）未久，便在圆明园新建玻璃厂，以取代蚕池口的旧厂，他不再延聘传教士，匠师则来自颜神镇。若干造型仿照明代漆器、铜炉，作品虽主要为单色玻璃【图14】，但已能仿出玛瑙红、翡翠绿、琥珀蜜蜡黄。此时的玻璃呈色精妙，因此，从雍正八年开始，用玻璃替代宝石成为制度，如品官帽顶原本的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也可易以中饰小宝石、色泽相似的玻璃（《大清会典则例》卷六五）。

14 雍正黄色菊瓣式渣斗

清代玻璃艺术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乾隆玻璃厂的创作中。乾隆帝爱重玻璃，于是，斥巨资为玻璃厂扩规模、换设备，又招聘法国传教士，烧造出一批洛可可风的灯具与陈设。乾隆宫廷玻璃造型繁多，各种陈设、祭器、饰品、日用器皿，样式种种，难以胜数。颜色则有20馀种，不仅莹润美妙，且装饰丰富，金星【图15】、点彩、夹彩、绞丝、套料【图16】、雕刻【图17】、描金等等，尽皆精妙，它们施之不同造型，令人目眩神迷。金星、雕刻等做法明显取自西方，有中国特色的则是套料等，不仅做法是中国的创造，作品的装饰和造型更带有明确的中国风。传统的仿玉作品自然还在生产，效果可与真不异。玻璃胎珐琅彩【图18】雍正朝尚未造成，此时则标领风骚。

15 乾隆金星玻璃三阳开泰山子

16 乾隆红地套蓝花蝶纹瓶

17 乾隆茶色刻花花草蜂蝶纹杯

18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图唾盂

乾隆以后，玻璃厂风华渐失，辉煌不再。生产规模远不及乾隆时代。按嘉庆以来的定例，玻璃厂大体每年分两次贡进产品，共301件，从颜神镇所在的博山征募工匠两名，服役三五月后，造成，便返博山。即令产量如此，也难平稳维持，有时减半，甚至间或停烧。产量的缩减还伴随着艺术的消沉。嘉庆朝，虽无新创造，但差可延续乾隆晚期风貌。道光皇帝有俭德，其节俭也令玻璃厂水平急剧下滑。及至清亡，玻璃厂制品仅在同光两朝略有回升。

北京本不产玻璃料，而是从博山购买料条，低温加热熔软之后，由民间匠人制成动物、瓜果等陈设玩物等料器。因吸闻鼻烟演为时尚，鼻烟壶也成新宠。鼻烟壶随身携带，不仅实用，还是主人把玩、炫耀的尤物，故其材料往往力求华贵，款式常常讲究别致，在鼻烟壶的各种材质里，美妙的玻璃采用特多。乾隆以来，北京最负盛名的料器就是鼻烟壶，其中，“辛家坯”、“勒家坯”、“袁家坯”享有盛誉，辛家产品又以制作考究、恍若珍宝而尤受推崇。“同光中兴”也催化了北京料器的繁荣，其精品甚至相继贡进。不过，北京料器仍以鼻烟壶为代表，装饰手法中，比创造压花、套料发展为套七色等更有影响的是内画壶的出现。内画笔须特制，其笔锋与笔杆折为直角，以之探入透明器物腔内，反向绘画，遂成内画，名家周乐元【图19】、叶仲三等的作品还得到内廷的青睐。内画之法也风靡今日，产地还绝不局囿于北京。清末，北京料器渐入衰败，仅能制作小件动物和内画壶坯料。

19 光绪周乐元内画鼻烟壶

清代的广州也是中国玻璃的重要产地，那时，还有大量的玻璃进口，临海的广州又成了进口玻璃的主要商港。当地的产品为钾钙玻璃，胎薄质脆，称“广铸”、“土玻璃”，不及来自欧洲富含钠钙、“质厚而莹净如水晶”的“洋玻璃”。据18世纪末的英国使团随员的描述，广州的匠人搜求欧洲玻璃碎片，以之再造小镜和玩具。  这是对欧洲玻璃大量进口和广州造作玻璃镜的说明，而至迟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广州玻璃镜已经水平不低，因为，清宫档案记录着，那一年，粤海关已将广州的玻璃手镜、盘、盖碗贡入内廷。

颜神镇的玻璃烧造自元末从未中断，清代更发展成重要的中心。雍正十二年（1734），博山设县，以颜神镇为治所，从此，当地的玻璃也称“博山琉璃”。清初，这里的产品已包括了容器、饰品、文具、陈设等诸多品类，行销天下。清后期，生产更盛，窑炉密布，从业者甚至包括了幼童，新出的成品中，窗片引人瞩目。光绪三十年（1904），新政推行，政府在这里开设玻璃公司，聘来德国技师7名，中国烧造现代平板玻璃的历史就此发端。